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随即又问他，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继愈说除了他研究佛教外，没有其他人。

　　毛主席说，500人的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

　　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一呆便是二十余年，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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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7年调至北京国家图书馆任馆长至今。89岁的高龄让他不知不觉中成为中国尚存不多的“国宝”级哲学大师之一

　　毛泽东让他研究宗教

　　- 本报记者 韩雨亭

　　国家图书馆的馆长办公室一共有两个房间，面积都在十几平米左右，馆长任继愈便在这里办公，里屋工作，外屋接待。里屋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台电脑。他用这台电脑处理文件和查阅资料。作为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他只是每周一、四才到国家图书馆上班，主要是处理图书馆事务与接待来访的宾客，但只要一到中午12点左右，他便准时回家吃饭，一是因为肠胃不好，习惯了家里的饭菜；另一个便是为了细心照料身体不太好的老伴。

　　受教

　　二十几年前，任继愈将家从北大中关园搬到了三里河，但让他最为舍不得的不是别的，却是北大旧屋窗前的那一丛竹子。为了以示纪念，他将自己的一本随笔命名为《竹影集》，而爱妻冯钟芸则将其自选集名曰为《芸叶集》，“芸叶”、“竹影”相伴成趣，显现出他们的雅致。他在《竹影集》的自序中如此写到：“冬天，树叶脱落了，竹影斜映到窗子玻璃上，颇像水墨画。水墨画不会动，婆娑摇曳的竹影，往往能启发一点灵感，停滞的思路又活了。”任继愈说，每当看书看累了，他便抬头看看竹子，绿色满眼，不啻为一付清凉剂。怪不得有人说，任馆长既有哲人的深邃，亦有诗人的情怀。

　　1916年，任继愈出生于山东平原一个小康之家，父亲是国民党一名军官，生活还算殷实。因当时的战事频繁，人们不得不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鲁南一带，任继愈从识字到上正规小学，换过很多地方和学校。不过，他小学毕业却是在山东济南贡院墙根的“省立第一模范小学”(现更名为大明湖小学)。这所学校因师资整齐、教学认真而在山东很有名气——不过，只收男生。

　　任继愈的班级老师是一名叫曹景黄的教员，教的是习字课，也正是这个人，为任继愈的古汉语阅读和运用打下了坚实基础，并对其成长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说，曹老师讲课绘声绘色、风趣幽默，善于将一些新知识、新观念传授给学生，而不是一味地读死板的圣贤书。在当时还在读“四书五经”等圣贤书的大背景下，曹老师竟然给他的学生传播一些性知识，并主张婚后的性生活要有节制。有一次，曹老师让大家以清明节植树为题写一篇文章，任继愈文中一段“吾乡多树，每植夏日，浓荫匝地——以待行人憩焉”深得曹的赞赏，认为他的“焉”字用得非常好，有文言文的语感。对于这位老师的教诲，任继愈时常挂记于心。

　　任继愈的中学是在北平大学附属中学读的。在那里，他遇到了任今才、张希之等优秀国文老师，他们几乎都是从北平大学中文系或哲学系毕业的。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开始知道谁是胡适、梁启超、冯友兰……当时，北平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风民主、开放、活跃，坚决杜绝“读死书，死读书”的学习之道，一位名叫鲁涤平的老师，就爱把他教授的“党义”课变成自己发表政见的讲坛，专门攻击“三民主义”。学校对学生的户籍、爱好和身份也不加限制。良好的治学精神和校园氛围，使得在这里受教育的学生，大多出类拔萃，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但遗憾的是，这所中学的寿命只维持了四年。

　　转变

　　1934年，任继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考入哲学系的一共有十几个人，最后只剩下三人，任继愈便是其中之一。读了哲学以后干什么？能否谋到一份称心如意的职业？这些在任继愈的脑海里统统是大问号。毕竟，他才18岁。

　　“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大决定南迁，正读大三的任继愈也随校南移至湖南衡山脚下的北大文学院，半年后又迁往设立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任继愈参加了由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在这个团里，同行的有当时在北大教书的李济琛、闻一多等社会知名人士，所以很有号召力，很多学生都主动报名步行去云南。经过了将近两个月的徒步旅行，行程1300多公里，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一路步行艰苦、风餐露宿，还时常遇到湘西一带的土匪，不过，土匪看他们是一群知识分子，也就罢了。

　　这次旅行，彻底改变了任继愈的人生理想和态度，让他有机会看到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于是，他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他决定穷极一生，去探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他说：“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

　　西南联大对当时身处战乱的学子们来说，是读书惟一的理想之地了。在未到之前，任继愈一直对这个地方满怀憧憬。可当他兴冲冲赶到临时搭建起来的西南联大时，眼前的情景击碎了他的想象。没有宽敞明亮的教学楼，只有茅草屋顶的校舍，窗户没有玻璃，运动场是野草遍地的土坝……

　　“我现在经常回忆起西南联大的那段时光”，任继愈说。当时学校条件虽差，但很温馨，师生共处一栋三层楼的宿舍，天天见面，朝夕相处。西南联大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一批中国名校组成，位于大后方，聚集了中国一大帮知识精英，学术气氛浓厚。课余经常举办一些学术讲座，任继愈有时间就去听。比如，冯友兰的“禅宗思想方法”，贺麟的“知行合一新论”、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等。

　　任继愈说：“当时的气氛可以说是完全真正意义上的百家争鸣。后来的中国为什么一直未能再现这样的学术气氛，甚至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逆转？我想可能是小农意识在其中作祟，这种意识的直接结果就是不相信间接经验，而崇尚直接经验，当然，这就导致了后来别的国家在轰轰烈烈地发展，而我们却在大搞文化大革命，不但没发展，反而在退步。而且，西南联大还有一种民主和宽容的人文气氛，民主和宽容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在那么一个艰苦的时代里，西南联大却有着一种不同凡响的理想主义和革命热情，成为是中国当时思想状态的一个缩影。

　　浓厚的学术氛围，为任继愈以后学术研究和知识结构的拓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曾略微自得地说：张岱年先生一生都生活在“四世同堂”般的大家庭里，所以，他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未能在抗战时，到大后方去体验生活，而我去了。

　　波折

　　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他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随即又问他，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继愈说除了他研究佛教外，没有其他人。毛又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继愈答，师生加起来有500人。于是毛说，500人的系怎么能没人研究宗教呢?

　　1963年12月31日，毛泽东做出批示，创建一个宗教研究机构。毛认为，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刊物，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这让他兴奋异常，准备展开拳脚大干一场。

　　谁想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他被送到了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不得不将自己从文弱书生变成拿锄头挣工分的劳动者。白皙的皮肤开始粗糙，胳膊日益粗壮有力，食量猛增。幸好，信阳当地的农民兄弟看他人比较老实，没怎么难为他，也免受了皮肉之苦。但由于经常在黑夜里劳作，任继愈有一只眼睛患上了眼疾，到现在几乎看不见东西了。他说：“我在河南信阳‘五七’干校劳动时患下了眼疾，当两个眼睛都还看的见时，我便开始学习盲文，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去了解盲人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后来，幸好一只眼睛还没有坏，还能看见这个世界，盲文才没有继续学了。”

　　对于这段经历，很多人都难以释怀。任继愈却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什么问题都要从历史的角度去看，我知道他们是胡闹。”

　　“文革”结束后，任继愈从河南信阳干校带着眼疾回到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逐渐恢复原有的建制。任继愈在宗教研究所一呆便是20余年，直到1987年调任国家图书馆馆长至今。

　　谁说中国无宗教？

　　- 本报记者 韩雨亭

　　关于任继愈“儒教是宗教”的学说，其实20世纪70年代就有了争论。当时，思想界都公认“中国无宗教”，任继愈却挺身而出，试图打破这一观点。他认为，作为一个五千年的东方文明古国，其文化之所以能传承到现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存和发扬，一定有它的道理和根源。这一根源，不仅是靠单纯的王朝更替延续至今，更重要的是，它拥有通畅的文化命脉与强健的生命力。经过反复研究和论证，任继愈提出了“儒教是宗教”的理论。

　　时代人物周报：“儒教是宗教”的观点逐渐得到了认同。你能否重新阐述一下这个观点的内涵？

　　任继愈：其实，这个观点是一个旧有的陈说，不属于我个人发明。“三教”在唐朝就有了，也并不是我规定的。唐朝每逢典礼，朝廷便召集“三教”(佛教、道教、儒教)辩论于殿上。任何一个宗教都有自己的教主，而儒教的教主就是孔子，并且有祭坛和庙宇。天坛便是儒教的祭坛，它不属于佛教，也不属于道教，而是儒教的。

　　作为宗教，儒教有自己的典籍，就是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四书五经”。同时，它还有自己的教义，就是规范社会秩序与道德伦理的“忠”和“孝”。这两条是做人的根本原则，这种思想甚至影响了佛教和道教。唐宋以后，佛教和道教在吸收每一位新教徒的时候，都要重申“忠”和“孝”。否则，教徒既成不了佛，也成不了仙。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儒教在中国历史中，势力最大。这是因为儒教的教皇和国君是同一个人。而西方的拿破仑若想当皇帝，还需要教皇加冕才行。在中国便不存在这个问题，皇帝既代表神的旨意，又拥有世俗的权力。

　　时代人物周报：为什么会产生“中国无宗教”这种观点？

　　任继愈：之所以滋生了“中国无宗教”这一观点，主要是针对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而言，儒教没有这几大教突出，无论形式还是宗教的色彩都是如此。但人们却忽略了儒教也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存在，并影响了我们的行为、道德、伦理等生活的方方面面。

　　时代人物周报：你如何评价“中国无宗教”延伸出的“中国无信仰”这种说法？

　　任继愈：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错的。形成这种观点，主要是因为中国过去将信仰神秘化了，人们一谈到信仰就反胃。在封建统治与农耕社会，各种宗教受到人们的推崇，比如“忠”和“孝”的兴盛和发展，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形态与家庭结构造成的。后来，这种一家一户、家长负责、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田园式农耕社会衍生的“忠孝”观念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家长负责制”本身是不民主的，不需要民主，也不可能民主。现在我之所以要重提“忠”和“孝”，只是为了将它们提到一个哲学理论的研究高度加以探讨。毕竟，现在是一个旧的秩序被打乱，而新的秩序还尚未建立的时代。哲学不是孤立于社会，而是服务于社会。

　　时代人物周报：在你的哲学思想与处世观念中，似乎比较强调群众智慧而非哲学家的个人意志。

　　任继愈：我研究的不是所谓的精英哲学，也不是什么平民哲学，而应该是群体哲学。我不想离开群体去标新立异，一个人不可能独立做好一件事。我相信任何事情要是离开群体参与的话，都不可能获得成功。就算是那些所谓的精英哲学，也绝对离不开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人文环境。什么问题都要用历史的眼光去看，不能割断历史，更不能抱一种“历史从我写起”的姿态。这是极为愚蠢的，一切文化都有它的传承和发扬。

　　时代人物周报：应该说，你是一位跨度了几个时代的人。经过了时代更替和岁月磨砺，你如何评价自己的人生？

　　任继愈：我对自己的评价就是大潮之中的一颗沙砾，我不是什么英雄人物，时代塑造了我。不过，从北洋政府开始，经历了这几个时代之后，我感觉中国越来越好。而生活在当代的年轻人，应该多花时间去学历史。有了历史，就有了参照；有了参照，就有了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