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江永

　　邓小平深受众多日本人敬重。他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制定的对日方针，并着力落实。这体现在他对日本总体判断的准确性、对中日之间历史问题把握的全面性以及对具体问题处理的务实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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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高度重视中日关系。他曾指出：“中日关系概括起来就是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是“我们长期的国策”，要“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第一步放到二十一世纪，还要发展到二十二世纪、二十三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一长期友好的思想有力地推动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近年来，日本一些人不愿中方总在历史问题上“敲打日本”，尤其反对动辄批判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其实，中国领导人谈到日本军国主义问题时通常都是指“极少数人”。邓小平1987年曾经指出：“如果说中日关系有点问题，那就是中国人民担心日本有很少很少一部分人，其中可能有的是有政治影响的人，存在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我们只担心这么一点。中国人民也很高兴地看到，日本绝大多数人是反对这种倾向的。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军国主义的所作所为，受害的不仅是中国人民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这个总体判断是正确性的，分寸拿捏得很好。

　　上世纪90年中期以来，中日关系开始出现“经热政冷”的特点。中日经贸关系迅速发展，2004年双边贸易可能突破1500亿美元，而中日政治关系则不尽如人意，麻烦不断，相对冷淡。尽管日本政府在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中承认了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但是中日关系仍受到日本国内美化、否认侵略历史的政治右倾化思潮的影响。日本政界和社会上的一些人以各种方式有组织地进行美化侵略历史的活动。他们继承了日本战前的国家观、历史观，并通过自己控制的媒体大肆宣扬，出版歪曲历史的教科书，加之右翼反华政客石原慎太郎再度当选东京都知事，小泉首相连续参拜靖国神社等，于是中国一些人感到，日本复活军国主义恐怕不是极少数人的问题。这就涉及到对日本是否要作出新的战略判断的大问题。

　　笔者认为，尽管日本政治右倾化有所发展，但是，还不能将其完全等同于战前的军国主义化，邓小平当年对日本的总体判断没有过时。这是因为，战后至今，日本几乎所有政治势力都对“军国主义”持否定态度，都不愿戴“军国主义”这顶帽子。包括日本右翼政治团体在内，他们也要与军国主义“划清界限”，自称为“民族派”，对被人指责为“军国主义分子”十分反感。广大日本人民更是憎恶军国主义，反对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例如，2001年右翼教科书在日本的实际采用率很低，只占0.039%，共521册，由东京都和爱媛县的少数养护学校和极个别私立学校选用。在当今时代大背景下，日本国内外环境与条件是不允许战前那种军国主义在日本重新复活的。

　　日本朋友也许会问，既然如此，中国为何还总要在历史问题上提醒日方呢？一句话，就是为了中日世代友好。当代中日关系是历史的延伸，未来的中日关系是今天的继续。中日政治关系的波动起伏，与历史问题特别是日本政府对有关历史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关系极大。尽管中日双方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可以共同追求，相互合作，但是都无法在两大民族之间填平历史观的鸿沟。因为经济利益是可以通过讨价还价来获取的，可以根据市场经济原理和规则来实现的，而以民族认同为基础的价值观方面的对立则很难以同样的方式得到化解。所以，针对日本右翼歪曲历史等问题，邓小平强调指出：“孤立起来看，问题并不大，但积累起来就代表了一种倾向，一种力量，一种破坏中日友好的力量”，所以“两国领导人要及时加以解决，不要拖延”，“我们双方考虑问题都要立足于长远，要解决长远问题。对现在和将来可能发生的纠葛，都要冷静、迅速地共同合作，尽快解决好，以免影响我们长远关系的发展。”

　　歪曲历史将误导未来。在这里，“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古训和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辨证规律暂且不论，如果歪曲、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教科书和社会观念给日本未来年轻一代造成历史记忆的错位，必然会加深中日国民感情的思想鸿沟，影响两国相互信赖的建立。战前日本的教育给日本带来的是什么不应忘却，况且，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与台湾问题密不可分，在中国陆续发生的日军遗留化武伤人事件等历史遗留问题所引发的现实问题并未解决。如果中国人民的感情继续受到伤害，将严重削弱中国发展中日关系的民众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不仅是两国关系的现实问题，也是关乎未来的极其重要的大问题。

　　日本有人认为，中国若总是对日本谈历史问题，日中关系就搞不好。这是一种误解。中国有句俗话：“苦口良药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真正为本国利益和名誉着想的日本人，没有必要为右翼言行受到中方的批评而“鸣不平”。因为中日世代友好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的这句名言体现了中国人的宽广胸怀。1987年邓小平会见日本来宾时指出：“有些不愉快的事情，需要妥善处理。这对两国和两国人民都有好处。中日关系历史上的纠葛，坦率地说中国方面没有责任。对历史的认识，对历史的评价，要强调以新的向前看的态度，不要找麻烦，不要引起不必要的新的纠葛。现在这些纠葛没有一件是中国引起的。对这些问题中国采取了最大的克制态度，包括说服人民。”1989年，邓小平会见以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代表团时曾经推心置腹地说：“我们两国毕竟是近邻，我对中日友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即使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时，也有很多日本人在反对侵略。讲历史要全面，既要讲日本侵华的历史，也要讲日本人民、日本众多友好人士为中日友好奋斗的历史，这些人多得很呐!你们这么大的一个代表团来中国访问，肯定有人会不高兴的，但是你们的勇敢行动证明，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一样，是希望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对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这堪称是邓小平对如何处理和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态度，今天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位日本朋友曾经问我：历史上西方列强也侵略过中国，可中国为何总是“揪住日本不放”？这里可以借用邓小平的话回答他：战争期间，日本占了中国不少地方，台湾就被它占了50年。日本对中国造成的损害无法估量，单是死人，中国就死了几千万。所以，算历史帐，日本欠中国的帐是最多的。他还指出，讲历史，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取历史教训，以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邓小平对日本国内干扰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政治倾向，始终坚持原则，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有效的斗争。例如，中曾根首相于1985年“8·15”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日关系轩然大波。同年10月，邓小平会见日本外相安倍晋太郎时严正指出：“最近发生了日本内阁成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这些年我们没有给日本出过难题，而日本的教科书问题、最近的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还有蒋介石遗德显彰会问题，是给我们出了很大的难题。”“出于继续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愿望，我建议日本的政治家、日本政府的领导人和各位朋友关注这个问题。”“对日本方面来说，不做这些事没有任何损失，不做这些事也可以很平静地、很稳定地、持续地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真正达成谅解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所具有的百折不挠的精神、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勇气，以及发展中日两国世代友好的真诚，深深感染和打动了中曾根康弘。当时，笔者曾与日本前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谈及此事，他对我说，“中曾根首相当时并不知道靖国神社中有甲级战犯。”我有预感：日方可能改正，除非知错不改。1986年9月，中曾根郑重表示：“所谓甲级战犯的合祀问题，从对方国家来看，总理大臣公式参拜祭祀有对本国遭受侵略的大规模战争负有责任的领导人的场所，等于表扬这些人，刺激国民感情。我们是亚洲国家，所以还是要对大战反省，接受教训。这是日本生存下去的宿命”。日方还向中方承诺，今后日本首相、外相和官房长官任内不再参拜靖国神社。同年11月，中曾根首相访华，中方肯定了他对中日友好作出的贡献。邓小平还作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会见了他，坦率地回答了有关中国内政、外交等问题，而没再强调历史问题。此后10多年间，日本首相未再参拜靖国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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