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坚据8月22日《新京报》报道，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天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日前做出规定，要求用人单位不得擅自或任意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每日加班时间不得超过3小时。
严禁“超时加班”无疑是在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可严禁“超时加班”真的能否得人心的贯彻落实，令人生疑。因为一项政令的出台，除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外，主要是维护与
政令相关各方中当事者的利益，尤其是弱者的利益。而企业和职工就是与加班有直接利益联系的双方，一般情况下，企业和职工总有一方会从严禁“超时加班”措施的实施中获得益处。但是，已对“超时加班”实行严管的深圳，有关劳动部门在查处超时加班的企业时，却两头不落好，企业管理者认为：“如果严格按《劳动法》办事，企业赚不到钱。”而受到劳动执法“保护”的许多劳动者也说，只要老板给工钱，他们宁愿加班，因为“出来打工就是为了挣钱”（7月19日《中国青年报》）。
企业反对严禁“超时加班”可以让人理解，因为这项措施的出台会减少企业利润。关键是为什么作为受益方的工人也不赞成该措施出台，一位从四川农村到深圳的打工者给了一个答案，他说：他的月工资底薪只有600元（深圳市政府规定工人最低工资为590元），但月收入能拿到1200元左右，另外的600块钱靠的就是每月的加班。因此“只要给钱，我们愿意加班。（7月19日《中国青年报》）”其实，现在外来打工者工资过低已是一个普遍问题，8月20日《羊城晚报》就曾报道：“民工工资十年原地踏步”。所以，工资过低是实施严禁“超时加班”实施的最大障碍。
尽管低工资现象与我国大量存在剩余劳动力的因素有关，但政府在解决低工资问题的偏差，以及各地的法定最低工资额度偏低，也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据统计，近十年来，我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了5倍，而以天津为例，天津市1994年开始实行最低工资标准为210元，9年间经过8次调整到现在的每月530元，仅增加了1.5倍。而最低工资往往是外来打工者工资的参考，由此可见他们工资水平之低。这里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地方政府担心若把最低工资数额定的高一点，会使资本抽逃不利于当地经济增长，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低工资政策是一种政府与企业达成的妥协，而劳工利益则成为被牺牲的一方。
现在的问题在于，尽管加班不符合工人的利益，但为了收入多一点，许多人宁可忍受哪怕是非人道的加班，因此一些工人必定要反对严禁“超时加班”。而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要解决低工资问题，解决的方案不妨就从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入手，或者制定一个最低工资水平与国内平均工资水平同步增长的政策，以解决一些工人主观上愿意加班的问题。在此前提下，严禁“超时加班”方能贯彻实施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