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坚持和发展党的根本经验的时代意义

　　荆楚网（湖北日报）梅荣政

　　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3月27日《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中指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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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类似的话邓小平同志还讲过多次。这些科学论断是对我们党最基本的经验的坚持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第一，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固有本性和创造性运用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是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它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它的历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从资本主义转为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的规律。正是这样，它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一般原则、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但是这个理论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就革命和建设说，只能指出其道路的方向、引导走这条道路的阶级力量，始终坚定不移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它不是教条，不是必须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人们运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则时必须具体分析运用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条件，根据这些现存条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阐明和发挥，对其某些细节、理论内容、表现形式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特点，针对这些特点正确地加以运用。进而从千百万人的行动和行动后的经验中作出科学概括，创造出指导本国革命和建设的新理论。所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性，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世界化、本土化、民族化的一条基本经验。

　　第二，它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毛泽东是伟大的开拓者、奠基人，他率先冲破教条主义的罗网，明确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思想，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统一的思想，第一次鲜明提出“相结合”的科学概念，向全党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要求全党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具体研究中国的现状和历史，具体地体现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以中国的具体实际为基点，来独立制定和实施自己的方针政策。他首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道路，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出发点，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民族形式，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哲学基础，通过整风运动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要求的学风问题。总之，他最先从总体上、战略上、根本方向上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局面，奠定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并领导全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个重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核心，以论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解决了20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史上一个世界性的高难度的历史课题，即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后，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

　　第三，它指明了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的问题

　　20世纪最后20年，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在这种独特而复杂的背景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遇到一系列新问题：一是如何处理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关系，做到既能重视吸纳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和最先进的成果，又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原则；二是如何处理中国几千年历史留下的丰富的文化遗产问题。做到既能积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特别是党和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传统，以利于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又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并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三是在我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信息网络发达，文化信息相互交织，不同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如何做到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选择一切有益的文化信息，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又能排除垃圾文化信息，有效抵制和反对一切错误的甚至反动的社会思潮。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邓小平重申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理，给党和人民一个判别真伪、善恶、美丑的标尺，这就是：只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才是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所需要的理论，也才是为中国人民所欢迎的理论。这个实际最根本的就是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这就包括我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以及全体人民的最根本愿望、利益和要求，脱离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就脱离了中国的国情，脱离了中国最大的实际。坚持邓小平提出的这个标尺就要站在我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一政治立场上，对人民高度负责，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能违背损害他们的利益。

　　第四，它是进一步冲破教条主义的禁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武器

　　当前，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同志所说：束缚我们思想的有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一种是空谈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懂得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应当根据新的实践进行理论创新，按照马克思主义本来的要求，以新的经验和新的结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另一种教条主义，是迷信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派的理论甚至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作教条。这种倾向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及经济社会变革中的影响力正在上升。当今世界处于开放的时代，各种文明成果相互借鉴，有利于人类的共同进步。我们党历来主张学习、借鉴一切有利于中国发展进步的经验和知识，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我们在打破西方封锁的同时，自觉地破除自己思想的禁锢，积极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国际交往中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但这决不意味着在思想政治上要改弦易辙，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如果任凭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替代马克思主义或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中国共产党就将丧失维系自身团结统一的思想纽带，同时必将失去号召群众、引导群众的精神力量，自然的结局就是脱离几代共产党人选择的正确道路，滑进西方敌对势力的陷阱，使我们的国家陷入动乱、停滞和倒退，使中华民族重新沦为西方的附庸。

　　这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的共同特点是从本本出发，脱离中国社会和人民的实际，背离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于这第一种教条主义，经过多年的斗争，全党已经取得较为普遍的共识。在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党中央始终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那种把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一些词句和个别结论当作教条的倾向，在党内和社会变革中的影响日渐式微。这是解放思想的成果，是党和人民创新精神的胜利。对于第二种教条主义，理论工作者早有质疑，党的领导人也有告诫，但是至今还未引起思想理论界应有的反响，没有进行认真的鉴别，有的甚至还充作理论创新的成果，向思想、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渗透。假如我们忽视这种教条主义的危害，“全盘西化”的威胁就会向我们逼近，改革的方向、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都将受到挑战，我们党难免步他人的后尘，犯下历史性的错误。

　　陈奎元同志指出的这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是有强烈的针对性的，一切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关注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人，都应该正视这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对我们党的建设，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影响和危害，都应该以邓小平为榜样，高扬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理，反对这两种教条主义，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及经济社会变革中影响力正在上升的第二种教条主义。只有坚持“相结合”的原理，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落实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精神，进一步探索和回答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重大课题，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系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