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立即抛弃了在野时高喊的“追求百分之百新闻自由”的口号，采取“鸟笼”政策。媒体报道新闻必须符合陈水扁当局的规范，否则，媒体将被扣帽子、吊销执照、检调搜索、抽走银根等。第一，利用检调部门搜索媒体。2000年10月，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搜索《中时晚报》编辑部。2002年3月20日，台湾高检署检察官率调查局、刑事警察局人员，搜索《壹周刊》办公室、承印《壹周刊》的秋雨印刷厂以及《壹周刊》记者谢忠良住宅。第二，控告新闻媒体。吕秀莲在“嘿嘿嘿”案中控告《新新闻》，最终以牺牲新闻自由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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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法律上的胜诉。2003年，高雄市长谢长廷因《联合报》针对高雄市议长贿选案进行评论，而控告该报影射他介入“议长贿选案”及“玉皇宫政治献金案”。第三，利用预算与人事的控制权来直接掌控媒体，使媒体成为执政者的工具。陈水扁以“华视”总经理的职位酬庸支持他的媒体人物江霞，挺绿色彩浓厚的节目主持人汪笨湖近日也进驻“华视”八点黄金档。

今年台湾“大选”结束后，由于媒体强烈质疑陈水扁连任的合法性，加上年底“立委”选举的逼近，陈水扁更加强化对媒体的钳制力度。6月份以来，林佳龙对亲蓝的“中广”、“中视”两年一次的例行续发牌照一事再三刁难，把换照条件无限上纲。中南部的非法地下电台是帮民进党中伤、谩骂对手的得力助手，陈水扁得以连任，地下电台的贡献不小。所以这次重整广播频道，“新闻局”趁机回收部分“中广”频率，将其调整给至少120个地下非法电台，使之合法化。与此同时，林又把批绿鲜明的飞碟电台列为整肃对象，声称飞碟联播网9个中小功率地方台的联播有违规之处。林佳龙认为，很多联播节目影响中小功率地区电台的发展，“新闻局”在审查时会考虑这些电台播出的内容是否反映当初设立宗旨，及联播比例是否符合规定，若联播后地方小功率电台只变成某家台北电台的分台，这样就不符合申请的宗旨了。同时，曾任民进党不分区“立委”的台湾新声广播电台董事长赖茂州最近也合并部分台湾中南部县市地下电台，替民进党推出全台性电台联播网。赖称，预计年底“立委”选举前完成联网计划，与飞碟电台相对抗。

岛内各界强烈抨击

合法的“中广”、“飞碟”电台要为非法的地下电台让路，完全是台当局为了一党之私，打压合法，纵容非法，自然引起岛内各界强烈不满。

国亲“立委”强调，如果林佳龙蓄意以政治性手段把监督当局的媒体通通拿掉，国亲不排除将朝野协商数次的“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列入“临时会”优先法案，落实“党政军退出媒体”政策。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痛批“新闻局大开民主倒车，钳制媒体如同警总复辟”；亲民党“立委”指责林佳龙包庇绿色地下电台，打击合法电台，“根本就是民进党的刽子手，闻到一点蓝色的味道就要斩尽杀绝”。

飞碟电台董事长赵少康批评林佳龙“只因为李登辉帮地下电台讲话，就让非法的地下电台宽松地合法，合法的地上电台遭严格地管制，这根本是胡作非为”。无党籍“立委”陈文茜也炮轰林佳龙冠冕堂皇，实际上是要飞碟退出联播；表面上进行媒体改革，实质上是一步步染指广电媒体。

台《联合报》评论指出，“新闻局”只干预经营不错的亲蓝电台，却让乱相丛生的地下电台合法化，而其他泛绿阵营的新闻媒体更是安然无事。这种双重标准揭示了“新闻局”完全是一味讨好他的支持者，大力扶植绿色势力。《中央日报》指出，民进党上台后的一贯作为，就是将台湾的媒体关在“鸟笼”中，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对于听话的媒体，陈水扁就提供资金、广告等优惠、宽松的政策；对于不听话的媒体，则行尽打压、钳制、查扣、诉讼甚至封锁之能事。岛内某专栏作家抨击说，自诩“民主深化”的民进党，对合法的广电媒体百般打压，对非法电台却肆意纵容，原因不外是这些合法电台都是偏蓝的，而地下电台全是亲绿的。“新闻局”这种“取缔合法、纵容非法”的做法，是对当局鼓吹的“百分之百新闻自由”的最大讥讽。

干预媒体事出有因

第一，为年底“立委”选举布局。陈水扁起家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利用地下电台笼络选民。支持民进党的地下电台近200多家，平日主要靠卖药等怪招维持生存；选举一到，则以挺绿批蓝为要事。台当局通过地下电台的合法化，旨在进一步笼络及收编这支“宣传部队”，让其继续发挥对基层的渗透力，巩固年底“立委”的选情。

第二，绿化媒体，巩固政权。对陈水扁来说，媒体是一种可以操控的工具，但是台湾的主流媒体并未被完全控制。因此，陈水扁在推行媒体“公共化”的旗号下，频频向官股无线电台安插绿色人马，其所谓的“公共化”，不过就是“绿化”的代名词；让地下电台合法化是增加绿色媒体实力的重要措施。

第三，消除杂音，降低媒体的监督功能。民进党当局打着“党政军退出媒体”的旗号，加紧对非绿色媒体的钳制，显然是不容反对或批评陈水扁政权的媒体存在。在处理“中广”、“中视”的换照问题以及飞碟电台的联播问题上，台当局就力图通过行政手段干涉媒体发挥监督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