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日关系的一些波折和困难，也是两国民间和媒体的敏感话题。本报第111期报道了“我国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印刷由一家日本企业提供设备技术服务”的消息后，多家媒体跟进报道。有人认为，此事涉及国家安全和民族感情；也有人认为，应以开放心态看待这场争论和事件本身。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首先，技术无国界，不能因为掌握某项技术的国家是资本主义国
家，或者历史上曾经是我们的仇敌，就给其掌握的技术也蒙上不适当的情感色彩。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充分表明，不搞“自我封闭”，不搞“姓资姓社”等意识形态的争论，我们才在各项技术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才有了今天日新月异的发展。假若我们当初没有这样的胸襟，而是因为意识形态问题或“民族感情”拒某些先进技术于国门之外，恐怕也就没有今天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了。
其次，身份证尽管载有中国公民的基本信息，但其“秘级”并没有达到不允许外国企业印制的程度。要不然，公安部也不会把6个城市的第二代身份证的印制业务交由这家日本企业承担。其实，假若身份证信息需要绝对保密，恐怕也不能就仅仅把其印制任务交给某家国内企业了事。因为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所谓的“民族情感”并不能成为国内企业承担保密义务的保证，而无论是哪家企业承担印制任务，也都需要严格按照保密法的规定进行操作。
再者，若拿所谓的“民族自豪感”说事，从而将国民的身份证交由拥有二流技术的国内企业印制，也显得十分荒唐。因为作为公民，我更愿意享受先进科技带给自己的安全和便利，而不愿抱着虚无的“民族自豪感”享受劣等技术和劣质服务，因为这实在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其实，爱国没有错，错就错在某些人在爱国的名义下，又自觉不自觉地回到了闭关锁国的愚昧状态，爱国爱到了“画地为牢”的“误国”泥沼中了。（周士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