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甘林 李秋菊
前不久有消息说，某地鉴于医疗收费过高的现状，拟调整一些收费项目和标准，调整之前进行听证，结果是不仅没把收费总量“听”下来，反而还“听”高了许多。为什么会这样？原来，不但调整方案是由医疗机构“自行报价”，而且组织听证的主体也主要是医疗行政管理部门。一句话，“听”高了反映出部门利益的羁绊。
最近，某地就教育收费问题又拟组织听证。参与听证的人数定为学生和家长代表共占1/3，其他的由学校、专家和法律界人士组成。应该说，这种安排有新意。但是，我们仍然难以为此举叫好，因为组织听证的主体仍然是教育主管部门。既然主体没变，那些被邀请参会的人员，别说有的学生和家长因顾虑这顾虑那有意见未必敢畅所欲言，就是其他人士，有的看在主人的面子上，恐怕也未必能撕破脸皮说真话。何况，最终取舍意见的，乃是与学校有着一定利益关系的教育主管部门。此前有的交通、电信等部门开听证会，因多带有浓重部门利益色彩而使听证效果不佳，就是让人担忧的“前车”所在。
不是我等硬要抬杠，而是这种“部门听证”确有弊端。拿笔者来说，对教育高收费等现象就有一肚子意见，但是，让我们当着孩子学校领导或主管部门领导的面说三道四，还多少是有一些顾虑的。因此，我们以为，上好的办法，就是改变组织听证的主体。
比如，将组织听证的主体由相关部门改为当地的人大机构等。倘若举凡关系重大、涉及面广的事项，均由当地人大机构来组织听证，那么，效果就可能会好得多。一来，地方人大作为当地的最高权力机关，本来就负有对当地政府部门的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之责。二来，人大组织听证，可以启动表决程序，对有较大争议的收费等决议进行表决，赞成者超过法定多数的，即为通过，否则就须重新修订，这合情合理合法。三来，这样做也是很多国家通行的惯例，而且，从法律程序和法律效力上讲，亦无可争辩。如果以后事关民生等重大事项的听证，都能实行这样的方式，那么，我们就不难摆脱“部门听证”所带来的一些弊端和羁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