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洪波
雅典奥运体操比赛，观众为俄罗斯老将涅莫夫被裁判压低得分大鸣不平，发出长时间嘘声，做“下流动作”，搞得比赛中断。毫无疑问，体操馆的观众虽来自世界各地，主要的还是希腊人。此事发生以后，也没有谁说雅典观众素质不高，影响城市形象，也没有谁说观众破坏奥运，开创恶劣的先例，而是赞扬他们维护了奥林匹克精神，显示了公道与正义。
涅莫夫被压低得分而引出的观众抗议事件，使人思考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专业人士”的权威到底能不能质疑和反对。
现在人们一般被教育成习惯顺从专家的人，“专业人士”才能就专业问题发言，一般人根本无权怀疑“专业人士”的意见，你要反对一个专家的意见，那么你也得是个专家，而不能是外行。这个动作得多少分，那个人该不该定罪，哪里应该修个水坝，哪条街上应该不许乞丐来讨饭，总之，任何一个问题似乎都有专家来给意见，大家听了照着做便是了。
在体育馆看奥运体操单杠比赛的观众，大多数不是专家。他们最多是“体操迷”，属于业余水平，还有的可能连体操迷都不是，根本不会是“单杠通”。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发现打分不公正。当场裁判可能会有很多道理说自己打分公正得很，毕竟他们的专业术语多，讲起道理来头头是道并不难，但根本的问题是观众能否相信。
当然你可以说，观众不信也没事，我们不听外行的。但既然你可以不听观众的，那么你也没有必要在观众面前比赛，搞个秘密比赛得了。事实上，很多专业事务，都属于公共领域里的事务，而不纯粹是专业事务。奥运体操比赛是一种，一个人该不该判罪也属于一种，在哪里修水坝还是一种，街上能不能有乞丐更是一种。这些方面都有专家吧(尽管我还不知道是否真的有研究乞讨学的专家)，但要说专家一发言，大家都应该得令而行，那么公众就变成了古代的黔首，而不再是现代的公民。
一百多年前，有一个叫德雷福斯的法国犹太人，是个被控间谍罪的军官。专业人士基本上都说他有罪，搞审判的、研究法律的，高度一致。偏偏一些非专业人士说他没有罪，这些人大多是写小说的、搞艺术的、研究语言的，不仅在报刊上写文章，竟然还跑到法庭上去做辩护。一个叫左拉的作家在法庭上公然声称：“我不懂法律，也不想懂法律”，但让德雷福斯入罪带有“政治目的”，是“公然侵犯人权，亵渎法律”。
德雷福斯最后改判无罪，当然不能说是左拉那几句话的功劳，但左拉的发言和一百多年后雅典观众的嘘声都表明，并不是专业人士怎样说，大家就只有老实服从的份。非专业人士对专业人士的意见表达自己的怀疑和反对，并不见得是丢脸的事情、大逆不道的事情、“无组织无纪律”的事情。修水坝的专家主张哪里都修水坝，公众未必就得把江河全套上锁链；生物学家主张把谁给克隆了，社会未必就一定要立即开绿灯；教授与校长都说学校收费并不高，大家未必就得呼吁勒紧裤带给他们送钱去。
普通公众怀疑和反对专家意见，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责任。既然一切权力都可能被滥用，就连上帝都能被用来推销“赎罪券”，你又怎么能相信专家就不会凭借“知识权力”去胡作非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