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皎明

　　何谓“兽权”？那就是所谓的“动物福利”。至于“人权”为何物，在“人权”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人权”也已经入宪的今天，这里就无须赘述了。

　　据报道，为了流浪伤病动物的生存，广州的一群年轻人自发组织成立了一个流浪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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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站，以募捐的方式照顾着十来只流浪狗。然而，他们的救助方式引发了许多募捐者的不满，因为，他们给“狗狗们”做狗床、狗门要600元，床板要500元，给“狗狗们”防雨防风的塑料布要花300元，请一位工人需要月工资1100元……

　　这样“奢侈”的开支，引来了很多人的不满。募捐者们愤愤不平：“我们为狗狗付出爱心，只想流浪的小动物得到帮助，而不是如此奢侈地把钱花在不该花的地方！……500元的床板，就是一个穷孩子一年的学费啊！”很多人，也提出了质疑：“这不是‘伪善’吗？”，“为什么不去关心一下流浪的小孩，穷人？”，“为什么不去关心那些急需救济的人？”，“为什么不把钱给那些失学的孩子？”……很显然，保护“兽权”的人受到了关心“人权”的人们的质疑与拷问。面对这种种责问，有位在流浪动物救助站工作的义工作出了有力的回应：“经常有人问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你们不去帮助，却要去帮助小动物？其实救狗和救人表面上看是两码事，但是背后那颗帮助弱势群体的同情心是一样的。每一个生命的生存权利都平等。”

　　我无意把“兽权”和“人权”对立起来，更不想去责问这些人为什么不去关心社会里那些弱势群体的“人”，而要去关怀作为弱势群体的“兽”。虽然，他们说“每一个生命的生存权利都平等”，但事实是他们主动去关爱“兽”，却未闻他们积极去关怀“人”。透过这种“兽权”与“人权”的冲突，可以给人带来许多的思考。

　　很显然，按照那个冠冕堂皇的“每一个生命的生存权都平等”的理由，救人和救狗是不相冲突的。如果是在一个每个人都享有“人权”的社会，爱“救人”的人去救人，喜欢“救狗”的去救狗，应该是互不相干的自由。然而，如果还有许多人尚未享受到本应拥有的权利的时候，张扬“兽权”就很有问题了。我时常纳闷：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穷人，那么多的流浪儿，那么多的失学孩子需要救济，可社会上的公益捐助却寥寥无几？反而，流浪的动物，却获得了很多人的关爱，他们毫不保留地发出了“恻隐之心”。我自我解嘲的解释是“人比动物难养，帮助人需要高额的费用”。可是，获知广州那帮年轻人为了他们心爱的“狗狗们”做床、请工人、买干粮需要花上几千块钱的时候，我很是无奈！

　　在大城市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公立或者私营的“动物福利医院”、“动物救济站”；可是，在广大的农村，有些竟连一个简陋的乡村诊所都没有。许多人呼吁要重视动物福利，尊重“兽权”，在生猪宰杀前要给它们听音乐，在小狗生病时要及时去治疗……可是我敢说，许多穷人不要说生病了需要治疗，恐怕用录音机、电视机放出来的音乐也难得一听！在“兽权”与“人权”的对比中，有些地方实在是天壤之别啊！

　　有些学者鼓吹说“中国要掀起一场‘动物福利’的启蒙”，“关爱动物是人类文明的表现”，“一个懂得尊重‘兽权’的民族，才会真正尊重人权。”这些大道理并没有错，可是，如果还有若干人尚未享受到“人权”的时候，张扬“兽权”是否有点本末倒置了？关爱动物固然体现文明，但还有那么多的人需要关怀的时候，主动去关爱人是否更体现文明呢？（侯颖／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