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急要关头”来形容当前的中国证券市场并不为过。

　　数月来，沪深股市“飞流直下”，近日上证综合指数已逼近1300点的五年低点，基金、券商、中小散户，QFII市场的参与者满盘皆输；8月26日，继苏泊尔、宜华木业之后，第三只新股美欣达再次打破“中国A股市场新股不败”的神话，收盘大跌9％，新股发行面临困难；多家上市公司放弃再融资方案，市场造血机能出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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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如果股指进一步跌破五年来的“铁底”1300点一线，则多年来市场中累积的矛盾可能全面爆发。

　　在中国证券市场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作为中国社会第六大危险行业的监管者———中国证监会不仅大肆招兵买马，而且内部正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一系列高层人事变动。

　　在史美伦获准辞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一职后不久，8月19日，国务院正式任命分管基金与法律的主席助理桂敏杰升职为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而桂氏一职则由原发行监管部主任姚刚升任。

　　当人们在揣测史、桂、姚为主线的人事交替可能对证券市场未来产生的重大影响时，知情人士透露，中国证监会的另一位元老级海归派人物汪建熙可能调离证监会，即将走马上任中国汇金投资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而曾任发行部与会计部副主任，在2001年初前往东方证券担任董事长兼总裁的肖时庆，亦确定“回巢”计划。他将任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

　　非常时期非常使命。

　　业内资深人士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此次中国证监会高层人士的重新布局，不是简单的人事接替，很可能为今后中国证监会的监管观念与模式改革奠定了扎实的人力基础。

　　孤单“铁娘子”史美伦

　　8月，券业三大峰会监管会议、理事会议和券商创新研讨会，作为证监会副主席的史美伦都没有参加，坊间“铁娘子”要走的消息再次扑面而来。

　　年薪高达540万港元，首位担当内地副部级高官的港澳人士，2001年3月，史美伦开始担任证监会副主席后，一直是风口浪尖上的焦点人物。

　　彼时外界的评价是，梁定邦的到来，给中国证券市场带来了许多先进的运作经验和监管理念，而史美伦的到来，相信也会对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起到积极的作用。

　　据悉，史美伦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从香港带来的字：“安危不贰其志，险易不革其心。”

　　据了解，2003年初合同期满，经历了阻力的史美伦确有去意，由于方方面面的挽留，史美伦答应留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至2004年上半年。

　　各种渠道传出的消息是，今年55岁的史美伦将辞去证监会副主席一职，但仍会保留中国证监会首届国际顾问委员会的副主席头衔。

　　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为专家咨询机构，近期刚刚成立，主席为尚福林。史美伦留下的空缺，将由原证监会主席助理的桂敏杰接替。

　　据接近证监会人士透露，史美伦最近仍到证监会正常上班，不过种种迹象表明，离开已经基本确定。

　　史美伦在中国证监会是拥有实职的副主席，主要分管发行、上市方面的工作。

　　在史美伦任期内，推行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关于上市公司重组、退市的一些规范性措施也在她任内实施；她还把上市公司巡查制度细化，1000多家上市公司分区巡查，定期进行调换，责任到人。

　　史美伦在香港被称为“蛊惑公司最怕的打工女皇”、“铁娘子”，在内地同样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现在市场上有些事情并不是一个人能够解决的。

　　桂敏杰与基金一起升级

　　桂敏杰的低调让人难以想象。

　　在外界公开信息上，除了在各种基金公司内部会议上的发言，找不到关于桂敏杰个人的任何信息，包括简历。

　　于是，外界对桂的了解只能停留在印象上。

　　“务实、谨慎”，一位基金公司老总脱口而出，和前段时间盛行的洋风相比，桂更了解市场，在监管上，显得非常谨慎、细致。

　　基金业的发展上，基金份额从几百亿上升到3000多亿，基金公司从十来家扩至40多家，成为证券市场的主要力量。

　　应当讲，基金业近两年的发展，与桂敏杰的努力分不开。在产品创新、持续营销、风险监控上，桂敏杰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产品创新上，伞型基金、货币市场基金、LOF、ETF等等推出；合资基金公司的大量涌现。2002年还是中国证监会副秘书长的桂敏杰曾表示，将大力推进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获准成立，如今看来，合资基金已经成了气候。

　　监管上看，证券公司、期货、信托等等问题一大堆，基金公司这两年来迅猛发展，而且风险控制得比较好，与桂的努力分不开。

　　50岁出头的桂敏杰是吉林大学法律系毕业生。在其当年一位大学同学眼中，桂敏杰非常优秀，同时处事认真。

　　法律出身的桂敏杰当年的同学大多在法律界打拼，而桂敏杰在证监会的职务是法律部主任。之后，桂敏杰到深圳交易所担任总经理三年光景。

　　在重回证监会后，桂敏杰任中国证监会副秘书长，并在2001年6月一度代管上市公司监管部的工作。

　　很快桂敏杰升任主席助理，分管基金和法律工作，此前协助史美伦分管发行与上市。

　　《证券投资基金法》的实施是对桂的另一个肯定。桂敏杰认为，基金业的发展必须有坚实的法律保障，《证券投资基金法》的颁布是基金业发展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我国基金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的基金法规配套应该是走在前面的，甚至跟得上国际发展的步伐，一位海外基金人士评价。

　　此外，证监会正在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有关规定，制定和完善各种具体规定，以充分保护投资者利益。

　　而在《证券法》修改小组中，桂敏杰与周正庆、李飞同为三大核心成员。

　　没有官腔的姚刚

　　从海外留学、证监会、证券公司一路走来，姚刚，这位几进几出政府大门的改革派人士，顺利地升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一切在情理之中”。

　　据证监会人士透露，证监会内部已任命姚刚为主席助理，同时兼任发行部主任之职。

　　姚刚，1965年出生，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后被公派往日本留学，曾在日本某著名证券公司工作，回国后担任中国证监会期货部主任，1998年被调至国泰君安担任总裁，2002年5月，再次回到证监会做发行部主任。

　　一些熟悉他的人士这样描述姚刚：敢作敢为，雷厉风行，具备魄力与凝聚力，并且执着、实在。

　　“有时，感觉他太实在了，不拿腔做调，没有官腔，似乎不像一般的官员。”某投行老总印象深刻。

　　会里对他的评价不错，业内对他的反映也挺好。或许这是姚刚能从证监会众多中层干部中脱颖而出的道理。

　　但在浮华的赞美声背后，人们的确可以从记载入中国证券市场史册的发行体制重大改革———发审委制度、保荐人制度，以及1999年君安与国泰证券合并事件上，都找得到姚刚尽心竭力推动的踪迹。

　　1998年，年仅33岁的姚刚接到证监会的人事调动令，只身到原君安证券做负责人。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当时中国最大与最强的两家证券公司合并，几个月后，姚刚成为国泰君安证券公司首任总裁。

　　行政合并是完成了，但是，国泰与君安两家文化底蕴完全不同的证券公司内部该如何整合、人事该如何裁减，均是摆在姚刚面前的难题。

　　此时，姚刚的坚持与个人魅力在关键时刻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公司最困难的时候，原君安研究所人心惶惶，一度要姚刚决定“大幅提升研究所人员工资，以挽留这些动荡的心，保住研发业务”。

　　另一桩事是，当时，很少有券商有独立的并购部，基本都合在承销部门里。因此，在精简机构时，公司不少内部领导提出“并购与承销部合并”，但姚刚没有同意，他认为并购业务是公司的强项，必须发扬光大。

　　事实证明，姚刚是对的。目前，深圳本地股大型重组，譬如深万山、三九医药、一致药业，几乎由国泰君安包揽。

　　姚刚在国泰君安担任总裁期间，最突出且有利于公司长久发展的是，建立一套先进的信息系统与严格的内控、稽核制度。

　　这套号称“海陆空”卫星联网的信息系统平台，投入资金非常大，称得上当时证券业内最高级的系统，它的确在公司监控分支机构上起到重要作用。

　　据知情人士透露，有一回，某营业部交易员购买国债的仓位超过了保证金，不到十分钟，总部就打电话过来盘问这件事。

　　此外，公司还聘请了安达信等著名国外公司，参考国外经验，来制作企业内部控制流程。

　　而姚刚的此举，当时有许多人不理解。“拿这笔钱去炒股来钱多快。”

　　现在看来，不少与国泰君安齐名的大券商倒下了，而国泰君安能稳稳当当发展至今天，正是靠姚刚推动下的严格内部申报、审批程序与防范风险的稽核制度建设。

　　2002年5月18日，姚刚再次回到证监会，担任发行部主任。

　　“他的到来，给当时的发行部工作人员带来监管理念与方式上的变革。”一位内部人士回忆道。

　　干过券商的他，比较理解券商甘苦。一上任，他举行了许多次座谈会，对发行部工作人员官本位的观念提出许多批评与改革意见。

　　不少证券业内人士评价，在发行部主任当职期间，姚最突出的贡献是，推动发行体制市场化进程，很好地执行新发审委制度与保荐人制度改革。

　　“原本发审委员的腐败现象，引起了市场方方面面的不满，如不进行彻底改革，迟早要出事情。从某种意义上，姚对新发审会制度的积极引导与推动，是挽救了一批企业与一批人。”

　　而在前不久的保荐人考试上，姚刚再次顶住压力。

　　“一些券商投行老总施压，要求免试。”知情人士说，但姚认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硬是顶了下来。

　　姚刚曾希望在《证券法》修订中能进一步完善证券监管部门对于公开发行证券行为的集中统一监管体制；能够为建立多层次市场体系预留空间，今后在发行审核体制方面引入注册制、在上市审核环节方面引入上市审核委员会留下空间。

　　不少人评价，年轻的姚刚在升任主席助理后，会继续保持清新的势头，推动发行方式市场化改革。

　　专家型领导汪建熙

　　50多岁的证监会主席助理汪建熙，分管期货与会计，被业内称作专家型领导。因此，被上海期货交易所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管理委员会聘请为专家指导小组成员。

　　据知情人士表示，这次副主席的提升汪建熙并不在列。汪将离开证监会，出任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

　　尽管汪在位期间，身体状况不太好，但他在大力发展期货市场，扩展新的期货品种，以及规范会计从业人员等方面作出了不少贡献。

　　第十三届亚太期货研究论坛上，汪建熙曾表示，“中国期货市场将逐步走向双向开放。”在股票市场上推出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FⅡ）认证制度后，中国证监会也将推进有现货背景的境外企业通过合理途径，进入期货市场，使期货市场的投资主体结构不断合理化、多元化，中国期货市场将向国际化迈出更大的步伐。

　　此外，汪建熙还表示，保护投资者利益是证券市场监管的首要目标，基本方法之一是信息披露。

　　他说，目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基本制度已经形成，信息披露工作越来越规范，技术性越来越强，但虚假信息仍然时有发生。虚假信息发生与企业制度落后、诚信和法制建设不完善、自律水平低下和政府监管缺失有密切关系。因此，必须加快企业制度包括所有制方面的改革，加快诚信环境和法制建设，提高包括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自律管理水平，加强政府监管。

　　严峻挑战

　　目前中国证券市场处于规范与改革的非常时刻，面对市场老百姓动荡的呼声与一件件“牵一发、动全身”的变革难题，在挑战与重压之下，中国证监会新任领导着实不会感到有一丝轻松。

　　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问题，实在太多。

　　股权分置问题、基金双重代理人风险、高风险证券公司如何善后处理、上市公司虚假财务信息、发行定价行政规定20倍市盈率的弊端……多年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累积的矛盾均在这一时点上爆发，岌岌可危。

　　有数据显示，整个证券市场的潜在亏损已经达到2200万亿人民币，股票市值也几近消失了30％以上，股民主动撤销自动配售，每日证券销户数比开户数还来得多。

　　客观上讲，这些问题要解决，并非中国证监会可以“说了算”，还需要其他各部委的积极配合。而这批被委予重任的新上任官员们该怎样担起重责，周密地化解系统风险，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史册中重重添上一笔？

　　任重而道远。（据《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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