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抒望

　　今天，我们纪念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诞辰100周年。这位杰出的总设计师为我们设计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这一设计的主题就是：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目的＋原则＋优越性＋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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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始以后，一直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曾从不同的角度分别多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些谈话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坚持走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

　　富裕和贫穷，可以说是当代人类最为感性的一种认识；对此，我们却曾长时间陷入了理性的迷茫。剥削制度被消灭，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我们还形而上学地按照革命战争年代的那种朴素的思维，把国人统统排列到穷人和富人、好人和坏人的方阵中。穷人者，好人也；富人者，坏人也。于是乎，人人谈“富”色变，发展到后来，好像越穷越革命，越穷越社会主义，贫穷成了正义的化身，富裕成了罪恶的渊薮。而“一大二公”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更导致了普遍的贫穷和落后。

　　邓小平针对我国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没有得到改善的局面，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和理论探索。他第三次出来工作后，便立即在社会主义应该贫穷还是富裕的这个根本性问题上，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巨大理论勇气和胆略，进行了划时代的拨乱反正。

　　首先，他深刻批判了“四人帮”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贫穷的假社会主义，指出：“‘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邓小平力除迷雾，正本清源，还社会主义以本来面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进而，深刻揭示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根本原则、最大优越性和本质。如前所述，对此邓小平曾分别多次作过阐述。譬如：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特别是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中，邓小平既讲到了生产力问题，又讲到了生产关系问题，而最终用“共同富裕”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起来，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统一起来，把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关系统一了起来，把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和最终目的统一了起来，并且划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是社会主义坚持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

　　共同富裕的构想不仅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问题，而且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问题。邓小平制定的“三步走”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实际上也就是共同富裕的战略，即第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解决温饱，摆脱贫困；第二步，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走向富裕。正因为共同富裕战略构想对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问题做出了明确回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了科学界定，因此它不仅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这一理论体系的主要之点。

　　先富＋后富＝共同富裕

　　对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邓小平讲得最多而又简洁明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有条件发展快的地区和个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帮助和带动发展慢的地区和个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先富加上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可以说是邓小平共同富裕构想中最具创造性的思想，是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规律性认识。

　　早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把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作为解放思想，激发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的一个大政策提了出来。他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让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和个人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新办法”。这个大政策和新办法是以承认差别、克服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为着眼点，以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为前提条件，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严谨而完整的体系。

　　这个大政策和新办法，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状，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的战略决策。因为，第一，共同富裕只能随生产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才能逐步实现。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决定了实现共同富裕必须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第二，由于历史、地理、传统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现实生产力存在着多层次、非均质的特点，物质基础、资金积累、生产条件、劳动资源都不一样。无视这些差别，不利于消灭差别；承认差别，允许和鼓励有条件的先发展，先走一步，条件差的创造条件，逐步发展，才能缩小差别，最终消除差别。第三，在我国存在的多种经济成分中，由于生产关系不同，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经营水平和机遇不同，分配方式不同，人们的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自然不会一样。第四，就每一个劳动者来说，人们的智力、体力和技能不同，平均收入和实际富裕程度也不一样。总之，共同富裕决不可能是同时富裕、齐步走。因此，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便成了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和逻辑起点。不仅如此，这还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在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构想中，先富是作为后富和共富的条件提出来的，它一开始就被共富目标所规定，尽管先富是共富目标的一部分，但它毕竟不是目标本身。在先富、后富、共富链条上，部分先富是手段，共同富裕是目的，而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后富追赶和超越先富，则是其中的关键环节。所以，先富只有加上后富，最终才能达到共同富裕。

　　先富≠两极分化

　　让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不是搞两极分化，这是邓小平共同富裕构想中坚定不移的原则。

　　对先富和两极分化的关系这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邓小平无论是对国内的种种疑虑，还是对国外的种种猜测，都给予了毫不含糊的回答。1986年秋，他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说：“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道理很简单，中国有十多亿人口，现在还比较落后，如果走两极分化的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多数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怎样才能保证不走邪路？邓小平指出，只要我们坚持两条，就可以保证不会导致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倒退：“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

　　既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要防止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的路，“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那么，在什么时间、什么基础上突出地解决这个中心课题呢？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设想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初步提出了解决的方法：“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先富帮后富，是先富起来的地区的一种责任和义务，也是先富起来的个人的一种责任和义务。当然，国家必须在政策和法律上保护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的合法利益，不允许随便向他们搞摊派、捐款、赞助，随便吃大户。这个方面一定要注意。

　　时下，在一部分地区和个人迅速富起来，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并由基本小康向全面小康越来越靠近的同时，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也确实已经出现了必须研究和解决的课题，其主要表现是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拉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是必然的，也是允许的，但差距若过分悬殊，长期得不到改变，势必挫伤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影响改革的顺利推进。当前，在这方面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加快建立全社会保障体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城乡、区域、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应该指出的是，邓小平设想的20世纪末本世纪初要把贫富差距作为中心课题来解决，以及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针对勤劳致富和守法致富而言，而对非法致富，一开始就是必须坚决解决的，也就是邓小平一直强调的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绝不能混淆这个政策和法律的界限。

　　综上所述，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战略构想，是他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大的理论成果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重大发展。（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