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

　　编者按：8月27日，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海克曼应邀来哈访问，并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举行的“人力资本与东北振兴”经济论坛上作了题为《中国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报特将詹姆斯教授的演讲整理发表，相信会对正在致力于东北经济振兴的企业界、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有所启迪和裨益。演讲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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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荣幸来到这里。哈尔滨这座城市有多彩的历史，而且文化积淀也很丰富。我刚刚意识到自己是第一个访问黑龙江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相信能从大家那里学到不少东西。我和李雪松博士合作过一段时间，现将我们的合作成果———有关中国人力市场的研究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

　　中国目前的教育现状欣欣向荣。但在过去20年教育投入是不够的。1995年中国各级政府的教育支出大概占GDP的2.5%，同时在很长时间内中国的实物投资额（例如在楼房、基础设施和机器设备的投资方面）都比较高，占到了GDP的30%以上。在美国，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的比重分别是5.4%和17%。同期，日本的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是3.6%，菲律宾是3%，世界的平均水平是5.2%。1995年中国的教育投资比重是比较低的。从1991年到2002年，中国政府在教育上的投资比重从2.5%增长到3.3%，有所增长。同时，非政府的其他渠道教育投资增长较快，从3.3%增长到5.2%。2003年中国政府在教育上的投资占到GDP的5.3%至5.4%，物质投资占到GDP的50%以上，与其他国家相比，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物质上。

　　人力资本投资的好处是最根本的，回报也是最大的。我所说的人力资本不仅包括学校的正式教育，还包括其他使人获得一些技能的投入和训练。当前，中国教育资本投资的增长与世界其他各国相比较低，与中国的物质投资相比就更低，而且人力资本投资存在不平等现象，例如地域和城乡的差异。这种不平等导致了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低，回报收益受损。一个更加平衡的教育投资会促进经济发展，并会减少长期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如果不断提高私人投资的比重，就会大大促进人才教育。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教育市场和劳务市场是分开的，但实际上二者是紧密相连的。一个开放的劳务市场，一个有效的借贷市场，能够有效地把资源引入培养，在劳务市场中减少各种限制，最终促使人力资本的费用降低，为政府省下不少的资金。

　　下面简要回顾一下人力资本和技术。一条很显然的规律，一个人如果接受了教育就会有技术，能做很多事情，能很快适应这个变化的社会，并有效行使社会功能。我不需要重复表明中国发展有多么快，应该认识到有技术的劳动力会给中国发展带来更多益处。按照世界标准，中国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比重还是比较低。为了适应中国现在的变化，为了进一步维持对物质资本的投资，为了扩大劳务人员开放，就需要更多受过大学教育的人。

　　资料显示，黑龙江省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的4.87%，北京是20.49%，上海是15.07%，可以看出中国人才市场分配不平衡。就全中国而言，这个比重也是相当低的，只有4.7%。在美国这个比重是25%至30%。不断引进新技术，就需要有技术、受过教育的人来操作。一个经济学的原理是要获得人力资本投资和实物资本投资最好的回报，就需要平衡，在各个地理领域方面都需要投资平衡。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在人力资本上投资不够，一个地区的投资比另一个地区的少，整体的教育投资比其他国家少。中国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公众对教育的投资很少，资金主要来自政府。各地区之间的教育投资有较大差异，教育形式也不一样。

　　2001年中国教育投入资料表明，北京每个学生的教育费用近1万元，而有的省份只有1000多元，是北京的六分之一。因为地理位置不同，所以教育投资有很大变化。北京和上海的GDP高，相对在教育上的投入就要多，而GDP不太高的地区教育投入较少，可以看出出生地的重要性。一个好的政策，应该改变“出生在一个较富裕的地区获得较高的教育投入”的现象。同时，即使在同样富裕的地区，政府在教育投入上的比例也极不相同。

　　下面，我们来讨论依靠私人投资促进教育，这一点对解决不公平和低效益的教育非常重要，但需要谨慎对待。如果收学费，就能有更多的资源用在教学上，但这需要有一个良好借贷体系的建立，学生将来可以根据自己的收入情况来偿还这笔钱，需要注意城乡家庭在教育费用上的不平等。从1999年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支出费用表上可以看出，城市家庭在孩子身上的投入是12.2%，这个比例相当高，但在农村这个比例更高，达到24%。在中国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投入中，城市是16%，农村是34%，这就给那些家庭财政情况不是很好的孩子带来麻烦。

　　我再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研究人力资本的问题。目前，中国在人力资本上投资回报率低，而物质投资却是投入多，收益多。目前，中国在教育上的投资收益还在增高。目前的工资政策使有技术的工人回报比较低，即使技术水平非常高的人收入也比较少。在劳务市场还有一些限制，即使有技术，收入还是可能很低。但令人惊讶的是，那些有很好技术的人产出是非常高的，创造的收益也是很高的。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工资只有生产效益的10%，这个比重不能刺激工人继续接受新的教育，也就是说，他所受的教育没有得到继续发展的机会。直到1997年，在教育上的投资带来了超额的工资回报。

　　此外，在劳务市场和人力资本上投资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现在投资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和物质上，而不是在内地和人力资本上。我认为，一个方法能够激励大家接受教育并且得到培训，离开学校之后仍然得到教育，像给补贴的做法。通常情况下，人们会建议加大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另一个方面也是补充方面，开放劳务市场和教育市场，让市场来决定如何刺激人们去获得新的教育和培训。

　　一个开放的市场会导致更多的不平等，这是在许多国家开放的初级阶段都会存在的现象。一个主要的教育政策就是减少这种不平等现象。一种有效的方式是通过迁移，获得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并减少不平等。一个开放的劳务市场应该减少这方面的不平等，而不是产生各个方面的不平等。中国的教育投资实际回报率达到了30%至40%的高水平，即使减半，15%至20%也是很高的。加大在教育上的投资，中国经济增长的绩效将通过人力资本的增加而得到强化，也将通过教育平等而得到加强。特别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间更加均衡地进行投资，使地区之间的教育差距缩小，可以减少这种教育投资的不平衡和低效率。

　　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入都需要增长，在人力资本方面需要更大投入，这样就会产生刺激机制。一个开放的劳务市场会刺激人们获得教育和培训，使中国获得更好的人力资本，更平等的劳务市场。

　　张春星/口译 本报记者 张旭升 王景春/文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