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与思考：百病缠身的中国职业经理人

　　2003年职业经理人精英频频被杀出局的震荡余波未息，2004年盛夏时节，“华晨”中国四高管抛股谋反的传闻又甚嚣尘上。中国职业经理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个个悲情咏唱《走麦城》，这是怎么啦？有专家指出：中国职业经理人从一开始就是拖着病蔫蔫的身子坐上高级白领交椅的，其走马灯似地遭遇滑铁卢之战，是意料之中的事。

　　中国职业经理人 “病态”种种

　　中国职业经理人“疾病”缠身，第一症状就是“短视症”。中国职业经理人前瞻性不够，把追求自身的利益放在了价值取向的首位，很少有人把企业作为自己的事业来做，他们认为企业是出资人的，而不是自己的，没有形成那种“我靠企业生存，企业靠我发展”的价值理念。于是经常听到圈内人说“什么十年之后！你明天在不在这里都不一定”，“老总，慢慢做，不要把业绩做那么高，否则明年怎么办，后年怎么办？”

　　中国职业经理人的生涯一直都充满了“彷徨症”——我今天已经干到总经理了，如果不干了，去干什么？企业的拥有者有落地性，有归属感。但职业经理人这方面比较弱。职业经理人有着浓厚的雇佣心理，他们在企业高层生存，总体感觉就是“高处不胜寒”。晋升不像名片上增加一个头衔那般轻巧，他们感觉自己像机器一样，每天被任务推着转，精力严重不足，神情恍惚。

　　而吃里扒外的“贪婪”又是一些职业经理人的病症。当他们面对大量金钱诱惑的时候，就抛开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利令智昏地践踏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契约，时不时拿点回扣，捞点外块。有的拿着原有企业的商业机密、关键技术、客户资源等到竞争对手那里要高价，包括要更高的职位、更好的待遇，帮助竞争对手打败原有企业；有的甚至利用上述资源，在外面偷偷注册公司，自己办同样的企业，把老板公司的业务挪到自家店里来做，与老板的公司进行竞争。

　　商业社会的狡诈在职业经理人的身上得到淋漓尽致地体现。在整个社会道德风尚不太干净的环境里，某些职业经理人已难有成熟的商规与道德规范可言，倒是凭狡诈得逞于一时，促使权谋的作用被无限扩大、变异、神化，同时也使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被催化得无以复加。2002年，主要由从哈慈高层出走的人士组成的蜥蜴团队，在知名媒体上发表其曾经操作过的一系列商业运作的绝招，其中某些在西方发达国家有可能被控以商业欺诈、价格操纵等罪名的行为(譬如通过所谓的脑力激荡杜撰了美国V26全球青少年减肥援助基金、伪造的并不存在的V26美国总裁的签名、假此名义组织的所谓打折销售公益活动、以假充真的所谓麦克·杰克逊电视广告等等)，却得以堂而皇之地以正面形象在中国流行并得到众多职业经理人的喝彩。这是中国职业经理人典型的狡诈症，是他们权谋的胜利，同时也是这些职业经理人没落的开始。

　　中国职业经理人好做梦，有“梦游症”。这山望着那山高，在人才大战中，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反水叛变，炒老板的鱿鱼，而且会带走“一营叛兵”。一项统计资料表明，职业经理人在白领阶层中跳槽最为频繁，他们奉行“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商业哲学，见好就收，功成身退，不好就撤，另谋高就。中国知名的职业经理人平均2.3年跳槽一次，很少有人在老板手下干满5年的。

　　中国职业经理人为何得“病”

　　职业经理人通常不会与老板合作太久，从一见钟情到互相猜疑，再到不欢而散，已成为国内职业经理人必须面对的三步曲，个中原因复杂。

　　资本冷酷无情。资本与生俱来的本质是利润，职业经理人逃脱不了资本的驱使和挤压，他们“落马”的悲剧是资本意志的必然结果。资本不但要求利润最大化，而且要求人格扭曲最大化。在职业经理人的世界里，公司业务的增长永远是第一位的追求。市场会原谅职业经理人一次或两次，但凡事不过三。干得不好，即使是已经干了十几年的“老马”和有功之臣，也得“下马”走人，谁也改变不了资本的意志。李东生当初看中的是吴士宏在IT领域的“符号”作用，希望凭此打造TCL的光芒形象，为上市铺好路。但当IT遭遇寒冬，国际资本对其慎而又慎时，其符号作用自然也就随“IT大盘指数”的下挫而日益缩水了。可以说，是资本青睐了吴士宏，也是资本把吴士宏踢出了局。

　　社会缺失诚信。诚信是市场经济的一大人文因素，但我们这个社会却缺乏诚信。一方面，整个社会从上至下的浮躁心态、一夜暴富的投机心理、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更为明显的表现在这一代中国职业经理人身上，导致企业成为短期利益的奴隶。北京曾有一家颇具背景的保健品公司，其市场诉求反复不定。按其职业经理人的话说：“保健品哪里有做长线的，做三两年就行了。”一位经济评论家把他的话“翻译”成：赚钱哪有长期赚的，赚两、三年就够了；骗人哪有长期骗的，骗两、三年就行了。真是入木三分的绝妙讽刺！如此缺乏诚信的职业经理人只能是昙花一现。另一方面，职业经理人面对最多的诚信危机当推劳资冲突，作为一般员工与老板之间的联结纽带，职业经理人扮演的角色就很重要，如果对老板“诚信”，往往成为违法乱纪的帮凶，丧失了一个普通公民的准则，如果对员工诚信，带领员工罢工或对抗老板，又会被老板认为是“叛徒”。职业经理人在两难的夹缝中生存，不闹一身病还真怪呢！

　　危机临阵换将。在企业经营出现危机时，尽管职业经理人们并不该为所有的工作失误负责，但更换企业的职业经理人特别是CEO往往是一个比较简单而且有效的办法。这种时候CEO的处境同带领球队比赛失利的主教练一样，对高层进行调整总比清理整个队伍容易。在经济环境不利时，CEO们自然成为“替罪羊”。纵观职业经理人卷起铺盖走人的事实，90%以上是企业遇到危机之时，老板们大难当头，临场换将，原有的职业经理人首当其冲地成了被清洗的对象。当微软中国的“巨无霸”的公众形象受到中国人的厌恶和抵制、微软中国在2001年中国政府软件采购中连一勺清汤都未分到后，过分跋扈和张扬的高耀群就成了微软手中的一块抹布，被毫不留情地抛弃，以亲和力、感召力较强的唐骏取而代之。

　　法制粗放疏漏。西方职业经理制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法制机制比较完备的氛围下运作的，职业经理人同货币出资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比较牢固，一方违约，承担的违约责任有时会达到家破人亡的险境，所以货币出资人不随意违约辞退经理人，职业经理人也不轻言跳槽。而我们眼下的法制环境则不如人意，现在还没有具体法律条款来规范职业经理人同货币出资人之间的雇佣关系。职业经理人同雇主之间的恩恩怨怨很难诉诸法律，对簿公堂，只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口水仗。西方的职业经理人并不比我们高明多少，他们的成功很大的原因是依赖一个良好的市场与法制环境。在这种有序的环境下，企业的经营行为得到相对可预测以及可控制的保障。而在我们国家，因为体制以及发展的限制，企业外部的生存环境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导致一切都难以预测与把握，因而中国的企业必须具备能够在外部及内部强权控制的人物，于是，海尔不能没有张瑞敏，TCL不能没有李东生。

　　媒体炒作煽情。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媒体见风使舵，“造星”在先，“揭丑”在后。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热炒职业经理人的新闻，职业经理人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媒体的炒作加速了职业经理人被捧杀的命运提前到来。特别是当初应对家族企业“子承父业”的人事安排，“职业经理人”这一名词甫一出炉便经媒体爆炒，于是一时好评如潮，众口争“聘”职业经理人，似乎只有职业经理人才能继续家族企业昔日的光辉。然而方太、格兰仕等家族企业的太子军们气宇轩昂地披挂上阵，从父辈手中接过帅印，把企业打造得更加红火，以骄人的业绩在挑战职业经理人的神话后，媒体又见风使舵，向职业经理人大泼污水。2002年的陆强华事件，媒体开足马力，大肆渲染报道，陆强华的形象也由当初企业的救世主而转瞬间变成企业的绊脚石，他的智慧也被贬为权谋和奸诈。“打工女皇”的形象让吴士宏成功，也让她失败，耀眼的光环让日后远行的吴士宏从此背上盛名的包袱：既然是“打工女皇”，当然要优于一般人几倍甚至几百倍才行，而且决然是不可以犯错误的，哪怕一点点错误都不可以。所以，当吴士宏领导的TCL信息产业出现一点点波折，都会被媒体自觉不自觉地放大，然后失望，有的甚至落井下石。被称为“中国职业经理人第一案”的王惟尊事件，先后吸引了全国范围内主流媒体的详细报道，然而许多知名的主流媒体彼此之间完全对立的立场与观点只能说明国内媒体对资本与职业经理人关系认知的极其混乱。

　　职业经理人强身健体之路

　　有人戏说，今天的中国，职业经理人是一群乌合之众，因为他们有的是泥腿子上岸，有的刚放下榔头，有的刚放下笔杆，有的刚脱掉军装……才方进入这个职业，但这是时代造就的。改革开放20年来，前十年不需要职业经理人，那是市场经济初期，很多角色是混沌的。今天，社会需要职业经理人，也推动职业经理人的队伍走向规范、成熟。但职业经理人却与老板们接连不断地“劳燕分飞”，他们如何强身健体，他们明天的饭碗在哪里？这是个严峻的问题。

　　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对很多公司企业研究后提出：企业之所以诞生和存在，是因为企业内部的基于合约关系造成内部交易成本降低，低于市场上的交易成本。因为中间有了成本上的差别，企业才能生存。 老板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否是降低内部交易成本的制约因素。老板要开明，注重引进事业型经理，为他们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要让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成为企业的股东，使双方的关系由打工关系变为合作关系。

　　对职业经理人来说，不仅是物质报酬，更重要的是给他一个平台，一个机会，使他彰显其能，有一种成就感。从事脑力劳动者都有这种状态。如果仅从物质待遇考虑问题，哪怕给他一座金山，而不能从制度上保证他实现自我价值，便很难起到激励作用。中国企业若想创造有效的激励机制，留住人才，最主要的是对人才的尊重。格兰仕集团梁氏父子对职业经理人俞尧昌宠爱有加，不但有知遇之恩，而且创造条件让他大显其才。当年梁氏父子三顾茅芦，请隐居在家、曾经兼任上海四家企业法人代表的俞尧昌出山加盟格兰仕。俞尧昌最大的特点就是“能说”，能代表企业的立场发言，能够将对格兰仕起先还抱有成见的消费者或记者马上改变对格兰仕的印象，他把格兰仕的市场行为蒙上一层理论色彩。少帅梁昭贤和大臣俞尧昌，一个是“大脑”，一个是“嘴巴”，两人配合默契，有如琴瑟之和。一贯以来，在很多媒体看来应该是梁家父子出席的公开场合，格兰仕均差遣俞尧昌参加。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第二届“中国MBA发展论坛”上对职业经理人的概念作了精辟的诠释。茅于轼描述的职业经理人是一类彬彬有礼、懂得妥协、懂得怎么与合作者谋求利益，而内心仍有强烈的意志和高度原则的管理专业人才。中国不缺少企业家，不缺少想当老板的人，而是缺少愿意为老板诚心诚意服务的、有道德的职业经理人。要成为一个称职的职业经理人，首先必须恪尽职守，这是非常重要的首选条件。职业经理人要对岗位真正进行事业化的运作，去掉自我意识，把企业当做自己事业的载体，与企业共存亡。(祁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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