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三伏天里难得的一个凉爽天气。

　　不到中午，蔡甸区蔡甸街五星村村支书罗生红就打道回府，手里拿着刚办好的建房手续。

　　这一天，罗生红像往常一样早早出门。依惯例，搞定全部手续得跑遍乡里3个部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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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不好，盖完章有可能得等个把星期。

　　没想到，管房建的3个部门合成了一个办公室。谈起办事流程，罗生红脸上露出爽快劲，“找一个人盖3个章，省事多啦。”

　　近来，蔡甸区不止一个乡镇政府通过“减肥”变得身手轻快。去年7月，蔡甸开始精简乡镇机构。着眼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手术”不同往常：今年4月，乡镇领导“缩水”约一半，5月11日起，3天内六成中层干部减员。

　　中国千百年历史，农民税赋无数次减赋而又无数次反弹。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就曾提出此怪现象，史上谓之“黄宗羲定律”。

　　农民负担轻重与政府机构大小直接关联。裁撤冗员，史上有多次，但始终没有走出先抑后扬的“曲线”。

　　在区委书记王明先看来，以前失败的关键在于机构改革单纯减人，没变机制。

　　他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臻完善，可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部门计划经济痕迹依然明显，因人设事，上下对口，领导机构设置效率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对接。

　　“所谓改变机制，就是要把市场经济机制引入乡镇政府机构改革。”

　　市场经济，首讲效率准则。

　　乡里管农业种植的部门，在农民自由选择种地的今天，作用已不大。蔡甸将乡镇职能过时和弱化的机构撤销合并，乡镇9个办公室合并成3个。玉贤镇一个群团干事，管着工会、妇联、团委、残联、科协事务，办事速度不见降低，还省下4个编制。

　　蔡甸推行乡镇党政领导“一肩挑”。索河镇党委书记张运生对此感受颇深，往常研究一个项目，主任办公会讨论，书记办公会再研究，两方意见不统一还要协调。现在职务合并，议题一次即可。

　　行政成本控制是另一个硬杠杠。依据管辖范围、财税指标、社会发展需要等指标，蔡甸区规定乡镇领导班子运营成本，超支不补，节余归己。用经济的办法激励减员。4个月间，区里没收到往日“要人”报告。

　　按上级规定，一个乡镇可配7—9名镇级领导。蔡甸区用下限，定编7名，190名乡官只许剩下82人。

　　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官场“稳定秩序”。“精兵”阶段，“乌纱帽”谁也不愿摘下。若是讲资历、论交情，难免会有“糊涂账”。

　　区里掷地有声：按内部互评、群众打分、组织考核的总分排序，张榜公示。

　　某街道一位干部，“老黄牛”式的工作态度受人称道，曾是区十佳公务员。此次精简，行政职务仍被取消。

　　区委组织部介绍，这位同志干劲足，可惜各方评价显示：缺乏组织、驾驭能力，于是作此安排。

　　8月初，11个街、乡、镇接到新指令———一把手实行年薪制，“定价”5万元，是全区同级干部年工资的2.5倍。

　　不过，年薪要经受考验：每年一把手考核100分。成绩为75分者，只拿档案工资。满分按5万元年薪补发到位，每差一分扣业绩薪水1500元。

　　乡镇机构改革导入市场机制，一年多时间，蔡甸完成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精兵简政。剔除一次性改革成本，各乡镇行政成本明显减少。

　　桐湖农场有劳动力1000多，长期“供养”干部近百人。现在，农场区管干部从7人变为4人，中层干部退下五成。

　　农场书记李育祥算账，机构精简后，一年各种费用节支近20万元，对于年收入300万元左右的农场，算是省出一大笔钱，农工负担一下减轻了许多。

　　记者冯欣楠 周韧 实习生祝纯 通讯员杨守权 李自南（来源：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