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提出“性小康”概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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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8月31日17:43 新周刊 | ||||||||
当胡佩诚等学者抛出“性小康”概念时,并未想到会被指责为炒作。指责者称,将“性”与“小康”相连本身就是不严肃的,这不是一个严谨和科学的学术概念。 作为中国性学会秘书长,胡佩诚承认,目前中国的性学家正在研究这一课题,希望不久能拿出比“性小康”和“性商”更准确的概念。
“性小康”相对于“性贫困”,或“性商”相对于“智商”、“情商”,本身并未得到学术认可,因而其涵义的模糊性和歧义性也是不言自明的。不过,需指明的是,对于一个急剧变动的社会状态而言,不明确的概念恰恰是必要的,它们为催生新观念、新思想作着准备和铺垫。 学者们或许想为即将于10月中旬举行的首届中国性科学高级论坛做一次小小的广告。提出“性小康”和“性商”等概念,也是为刻画这个全球化时代人们生活质量日益提高的一种尝试。 国人早已告别谈性色变的年代,甚至有过之无不及。一段时间以来,传媒、图书和音像制品无不以“性”为卖点,什么东西只要一沾“性”字就好卖——而什么是人们生活的主流?学者们推出新概念的意义,在于传播一种科学、健康、全面的性知识,告知民众树立一种与新世纪生活相适应的性观念。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告诉人们:幸福是分级别的,由低级向高级不断上升;而人生价值的实现就是一个不断超越低级需求的过程。两性之间的平等互爱、讲究质量是性文明的前提,而性文明又是社会文明的前提。对性所涉及的一切予以正视、认知、宽容、表达——满足生理、心理、伦理的三重标准,以此提升恋爱质量、婚姻质量和心情质量,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个亘古常新的话题。 中国性学会秘书长胡佩诚 解读“性小康” 采访/梅林 胡佩诚教授是中国性学会秘书长,虽然研究的是性科学这样的显学,但直到他在一则关于“首届中国性科学高级论坛将于2004年10月举行”的消息中被当做“性小康”这一全新概念的提出者,他才进入公众视野。但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却否认自己提出了“性小康”这个概念。他重申,我强调的仍然是整个社会的性健康。 《新周刊》:你最早提出了“性商”这个词,什么是性商呢? 胡佩诚:性商就是性健康水平。就跟智商是智力水平一样。 《新周刊》:有关报道中,你又提出“性小康”,本意是什么? 胡佩诚:其实我是不愿这么提的,都是老百姓这么叫出来的,我的本意是说,以前我们的性知识贫乏,现在这方面的知识丰富了,但是知识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又怎么能用“小康”这个词来形容呢?我一直主张提高人们的性健康水平,“性小康”跟以前提的“性健康”还是一回事。 《新周刊》:你如何看待性健康水平的呢? 胡佩诚:性健康水平,就是指心理和躯体、社会都处于完满状态。性学,不是指性活动,而是包括性心理、性教育、传媒、医学等多方面的。 《新周刊》:性小康的实现也需要物质和教育的积累吧? 胡佩诚:那当然需要了,尤其是物质水平的提高,才能让人注意到精神需求。 《新周刊》:中国现在似乎进入了性开放的年代,与过去相比,似乎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 胡佩诚:我不赞成“性革命”这个说法。“性革命”得多少人参加啊,出现了一些变化,但不等于是革命。 《新周刊》:与外国相比,中国的性知识水平是否还有些差距? 胡佩诚:中国对性的态度,还是比较保守的做法,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虽然对性的态度开放了许多,但有些人还是有所谓的“处女情结”,由于文化的不同,也不能说中国是完全落后的。 《新周刊》:评判是否达到“性小康”的指标是什么? 胡佩诚:这个我们正在讨论中,现在还不能说。 《新周刊》:你打算设立中国最高级别性学奖项——“中国性学功勋奖”和“中国性学贡献奖”,评比标准是什么? 胡佩诚:这个奖项的评比是在业内讨论,贡献奖可能会颁给吴阶平。 《新周刊》:性教育从幼儿园的娃娃抓起,是不是为时太早?据报道,很多娃娃并不能听得明白。 胡佩诚:那要看教育方式了。从娃娃抓起是对的,我们说过“零岁就有性意识”了。 相关专题:新周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