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得志 尽管从小在甘肃贫困地区长大，也曾多次采访西藏、贵州的贫困地区，但当我拿着群众的举报信、一路颠簸来到万源，却仍然被这里的贫穷和落后所震惊。而那些和当地贫困状况格格不入、反差鲜明的东西，更让我难以平静。
“这个房间宋祖英都住过呢！”在既不能上网也无法打长途电话的万源大酒店，前台服务员热情地给我推荐着201房间。说话间，一辆尼桑越野车闪着警灯呼啸而来，背后是一
串崭新的别克、帕萨特和本田，服务员一一指点：“这是××官员的，那是政府的。”
201其实只是一间稍大一点的单人房，但却是服务员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因为那个著名的演员和那场盛大的演出。亲眼见到崇拜的明星入住酒店的服务员们是在电视直播中欣赏的演出“票太贵了，我们一个月还挣不到400元呢，那都是公家出钱看的。”
晚上在市区散步，一座小城，一条主要街道，依山而建的各种小路斜斜地延伸着。而在小路两旁，一串串路灯亮得晃眼。这种类似葡萄串的路灯，每一杆上密密地串着几十上百个亮闪闪的灯泡。这样的灯我曾经在大连美丽的广场中欣赏过，但出现在这样狭窄而有些破旧的山区巷子中，却显得格外不协调。路灯不但亮度高而且密度也很大，路上每隔不到10米就是一杆，照得这个小小的山城宛如白昼。出租司机对记者说：“有什么必要啊！花这么多钱。”
据知情人说，就是这些路灯，两年多间已经换了两次。每杆灯4000多块，每次换都是强行摊派给各单位出钱。
因为山路难行，小城少有外地人的踪影，我的普通话就显得有些特别。那些答应接受采访的干部更是小心翼翼。每次，我们都是约好，我先打车到某个地方的门口，买单下车；然后，被采访对象打车从某个小巷子中窜出，在我身边突然停车，我上车后，继续去往某个茶楼或者农庄。在走进茶楼的包厢前，双方一言不发，直至关上门，大家才热烈握手。
“请记者同志理解，要是被市里领导知道，我们就全完了。”每一个采访对象都要这样再三叮嘱。尽管如此，还是有众多干部群众凭着良知、冒着风险提供了大量的证据。
采访结束后，我特意再次来到位于一个小山坡上的万源保卫战纪念馆，向当年浴血奋战的红军将士致敬。
在萧瑟的山风中，徐向前元帅和众多红军将士的铜像静静矗立，凝望着山下这片洒满烈士献血、而今依然贫困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