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赤字逾亿元的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地区四川省万源市，以一掷千金无吝色的豪迈气概，拍出相当于当地农民年收入的210倍的42万元，请宋祖英唱了4首歌（9月1日《中国青年报》）。万源市的做法当然是荒唐的，说他们是“典型的腐败”也好，执政能力低下也好，都不算冤枉。但问题的另一面在于，也是苦孩子出身，一个多月前刚刚荣膺“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还有着全国政协委员头衔的宋祖英，为什么不对这样的演出要求断然说“不”呢？
如果单从“市场规律”的角度立论，宋祖英的做法无可厚非。但如果考虑到这42万元中有孩子们的书本费、教师们的医疗费、农民们的救命钱等等，她还能如此心安理得吗？
这里我们又回到明星的社会责任的话题。作为一个标准，一个普通人把自己定位为“合法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是可以的，但明星就不行。因为明星对社会有巨大的影响，客观上起着引导社会潮流的作用，所以必须注重个人利益与社会责任的协调。
说到明星的社会责任，我想起了一位“国际巨星”乔丹。他在2001年美国遭受9·11袭击之后，果断宣布第二次复出，并决定将复出后第一个赛季的工资捐给9·11事件的受害者，那可是整整130万美元呐，而且还不是在贫困地区挣的。他的行动给当时惊魂未定的美国人带来的激励作用，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当然如果我们由此得出结论说乔丹做到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显然太抬高了他，但如果说他在自己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和“社会责任”之间，明智地优先选择了社会责任，还是恰如其分的。
其实宋祖英是有过“零身价”出场献唱的先例的。那年在韩日世界杯赛前夜的盛大庆典上，宋祖英作为惟一的中国歌手参加了演出。在当时参演的各国歌手中，除了主办国韩、日的歌手外，其他国家的歌手都拿到了不菲的出场费，但“辣妹子”却硬是一分钱也没有收取，因为她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世界人民的大聚会，“只要能把中国的特色和风采通过这台演出传递给世界人民，就心满意足了”。宋祖英的这种国际主义精神当然是值得称赞的，可是为什么不能把这种好心肠分一点给国内人民呢？比方说她愿意把这42万元回捐给万源市的希望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