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巍青
我们过去一直相信社会是区分为阶级的，很多人也一直有兴趣观察，是不是农民的孩子注定贫困，高官富贾的后代会有更大的比例进入社会上层。其实现代化的社会中更为常见的是另外一种划分，就是围绕着有争议的问题，人们因为所处的情境不同或价值取向不同而形成不同的“阵营”。比如，同性恋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干细胞研究的支持者和反对者；
妇女堕胎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等等。常常可以见到国外的媒体在这方面有绘声绘色的大量报道，学术上也有很多专门的研究。如果有人觉得这不过是西方人过于富裕后的无聊把戏，那么请考虑这样的问题：你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吗？如果是，你认为你有资格当国家公务员吗？如果不是，你认为政府应当录用他们进入公务员队伍吗？
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网上征求意见日前刚刚结束，据报道，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事部门第一次在网上公开征集意见，因而也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
这正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重大社会争议。之所以说是重大争议，是因为这种问题打破和穿越了许多传统的分类框架，几乎无法按照既定的程序和方法来解决。乙肝病毒携带者介于健康与不健康之间，这使他们在健康标准或不健康标准问题上备受挤压，而这种标准就连医学专家和法律专家也有意见分歧。此外，乙肝患者的社会权利问题和公平对待问题，无法简单地归类为科学问题或社会问题，农村问题或城市问题，教育问题或卫生问题。这是一个典型的跨领域问题。因此这意味着，不可以简单生硬地将它“压缩”为某一级政府的问题或某一个部门的问题。试图用简单的行政程序，依靠简单的规章制度来面对这种问题，后果可能严重。浙江大学生周一超因为乙肝而失去录取公务员的机会，竟愤而杀人，自己也被判处死刑，就是一个极大的悲剧和严重的教训。
乙肝问题证明，不可能让社会问题迁就政府的管理和程序，相反地，政府的管理和程序要“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复杂问题一时不容易解决，至少要使问题朝良性的方面发展。在这里，政策过程的民主化比恪守行政程序更重要。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从国家人事部和卫生部修订公务员体检标准的过程中看到了非常积极的迹象，即政府、专家和社会公众力量之间的相互制衡与良性互动。
从有关的报道来看，乙肝维权第一人张先著的诉讼案，数千人就乙肝患者所遭遇的社会不公现象联名上书政府高层，形成了强大的民意推动力。国家人事部由此而积极推动对公务员体检标准的修订，在这个过程中，中华医学会两次召开专家讨论会，就相关标准展开激烈的辩论。由此形成的修订标准，曾在网上广泛征求公众的意见。从网络的论坛中可以看到，舆论对此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无论从医学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乙肝问题的解决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是，只要已经开始形成的这种良性互动不是一时的孤立的个案，而是政府改革的新起点，那么我们就能在复杂的社会问题面前保持一种乐观。在这当中，至少有几点需要强调。
首先，面对各种有争议的社会问题，应该提倡争论。随着社会利益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是不能靠“思想统一”来解决的。在乙肝问题上，许多地方政府在没有任何争论的情况下而形成的体检标准，反而是站在社会偏见一边，至少是客观上默认了偏见。
其次，政府的社会政策要以公民权利的保障为要旨。这要求政府部门的政策和规章制度不能够只是以自己的管理方便为前提，而要非常仔细地考虑可能涉及到的公民权利问题。
再次，对待重大的争议问题要有开放性的态度。因为我们的认识都有局限，谁也不能保证我们现在的认识就一定是真理，因此，需要有不断评估政策的程序，需要有政策改革的开放性空间。在这样的程序下，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发生走极端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