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外交”闹剧大曝光 摇尾乞怜的“过境游戏”(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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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03日13:49 《环球》杂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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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走在张扬与隐蔽间 当今世界，体育被认为是传递和平、友好的一种有效方式，文化互动则是消除隔阂、增强认识的最佳平台。所以在世界外交史上，通过体育比赛和文
体育：见缝插针使伎俩 在雅典奥运会还没有正式开幕的时候，中国台北奥委会就委托广告商在雅典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攻势，目的纯属“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借助奥运会全球范围的巨大影响力，来提升台湾的国际印象。 据香港《成报》报道，“台湾新闻局”花费了3000万台币制作了“追求卓越、永不放弃”的宣传短片，准备在雅典国际机场滚动播出；同时在机场、旅馆、比赛场地间的交通要道上以行李推车、高速公路看板、市区巴士等流动或固定的户外广告形式，对台湾形象进行强力宣传。可以肯定这绝对不是台湾当局的权宜之策，而是明显的蓄谋已久，因为“新闻局”还做好了通过在国际网站、卫星电视、国外杂志等强势媒体进行大肆宣传的准备，并鼓动台湾本土人士远赴雅典参加奥运加油团，提高“台湾”这两个字眼的曝光率。总之是企图凭借雅典奥运的契机，卷起一场“无所不在的台湾旋风”。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台湾当局可谓费尽心机。因为台湾地区只能以“中国台北”的名义参加奥运，台湾当局没有办法公然违背国际奥委会的这个规定，但是他们竟然在字体大小上大做文章，将英文“中国”一字明显缩小，以求突出“台北”的地位；同时还特别对地点进行区别对待，在奥运会场上以“中国台北”的名义进行宣传，在希腊其他地区则公然直接使用“台湾”的称谓；而明明卖着“台独”这块“狗肉”，却挂出一颗体面的“羊头”，说这是为了“向国际展现台湾发扬奥林匹克和平竞争的精神”。可是根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当局不惜工本在雅典疯狂造势，但运动员的基本要求却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例如自行车亚运金牌选手林志勋发现自己竟然没有比赛专用自行车这一重要装备，于是萌生奥运之后就退役的念头。《联合报》坦言“两相比较，形成极大的对比讽刺”。 雅典奥运筹委会秉承奥运精神，认为“广告内容不符合奥运主题”，要求台湾方面撤除这些广告。为此台湾当局怨声载道，公开声称这些宣传内容完全符合规定，没有违规的痕迹，并把矛头指向大陆，说这是因为大陆向雅典方面施加了政治压力。台湾当局再次玩起了“只赢”的外交策略：一旦“外交”活动达到了他们的既定目的，就渲染成“功勋卓越”，宣扬这是“台湾的胜利”；一旦被友好国家、组织所阻挠或拒绝，就把原因莫须有地归咎于大陆方面的施压，以“无辜”的可怜状来博取同情。 文化：“暗渡陈仓”耍花招 吕秀莲近期透露，台湾当局要继续推动一个所谓“拉丁情·台湾爱”的专案，内容就包括安排中南美洲艺术团体赴台演出、促进双边青年结交笔友以及派驻人员赴这些国家培训华文人才等。吕秀莲毫不避讳举办这些活动的目的是借此让相关国家“分享台湾经验及文化价值”，不过深层目的还是在于其政治诉求。而台湾电影的历史变迁与现实政策更为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 台湾电影在草创阶段彰显着强烈的政治情绪，主张通过电影掀起“反共”的浪潮。1951年，为解决片荒，台湾当局进口了《明治天皇与日俄大战》这样一部宣扬军国主义的电影，理由是它有着“抗俄”的主题。1952年，时任“文艺协会理事长”的张道藩发表文章呼吁拍摄“反共”电影。1953年4月，闻知香港影人在筹组自由影人总会，台北市影片公会立刻代替政府出面，敦促其加入“反共抗俄”的行列；6月，台北电影商业同业公会主张建立“反共”宣传基金，提议在票价中附加一角，获得了“嘉许通过”…… 慢慢，台湾当局发现这样并不能达到既定的传播效果，于是及时调整策略，主张电影题材多样化发展。六七十年代，李小龙回香港拍摄了《唐山大兄》，影片所向披靡，引起世界关注。台湾当局随即决定把武侠电影作为台湾电影突破的一个重点，拍摄了一系列的武侠电影，以求打进世界。但由于创新意识缺乏，武侠电影在国际市场遭遇反感。1973年，菲律宾决定禁演台湾电影，而南非也以“过于残暴”为由对台湾电影亮出红灯。台湾电影的国际之路由此再度受挫。 1989年9月，侯孝贤的《悲情城市》获得第46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台湾电影威望大振，当局兴奋不已，随即确立“国际影展”路线，设立一年一度的“国片制作辅导金”，主要用于资助为参加国际电影节而拍摄的“艺术电影”，而不再在内容上进行明确的要求。1992年则公布实施了有关规则，将国际电影节分为4个层级，论“功”行赏，最高奖金可达300万新台币。对此，台湾电影主管部门“新闻局”露骨地表明了动机：“……电影实为最佳宣传媒体，本局驻外单位近几年亦逐渐开始运用电影发展国际宣传，所费有限，效果却相当良好……”并督促电影人拍摄出优秀作品，“可供运用于国际宣传并可反制大陆电影统战攻势”。 为了达到这种目的，台湾当局调动各方力量，全力实践“电影外交”，如“外交部”就甘当“绿叶”，出面聘请专业人员为电影配音，最多要配7到8种，便于国际发行。根据“辅助金”政策规定，影片票房如果超过投资，应将盈余的30%缴还，但自1989年以来当局资助的近150部电影只有3部电影“上贡”。 台湾当局虽然在电影的题材和内容上隐讳政治目的，但在参加国际电影节期间却将电影赤裸裸地政治化。1993年初，李安导演的《喜宴》入围柏林电影节竞赛单元时，当局就派出了由“新闻局副局长”领衔的代表团开赴柏林造势。1994年《喜宴》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当局以抓到了救命草的心态，立即指示“新闻局”高官组团前往，大力进行游说与宣传活动，由于政治色彩介入过于浓烈，引起部分美国电影人士极大的反感。1994年蔡明亮的《爱情万岁》在海外频频获奖，李登辉就亲自接见了剧组，对电影表示了“肯定”。2000年《卧虎藏龙》在奥斯卡获得肯定，台湾当局就借助李安的台籍身份，大肆渲染这是“台湾电影成就的新标杆”。 浓烈的政治色彩使得台湾电影畸形发展。导演们把心思用在如何讨取国际电影节评委的欢心，故而作品大多放弃正常的故事讲述，在题材上刻意挑战道德禁忌，比如对乱伦、同性恋的反映，藉以彰显他们的“创作勇气”。《环球》杂志实习记者/王国平 环球杂志授权使用，其他媒体如需转载，请与本刊联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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