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家骏：我为什么非得给总理写信

　　 作为全国政协常委，夏家骏为数不多的特权之一，就是可以在信封上写上：总理收。他认为，各级政府对上面的报告中，说谎是一种通病，为此他“要做政治上的王海”

　　本报记者 刘辉

　　“20日一天，狂奔4000多公里。早晨从云南福贡县坐车7个小时到大理，马不停蹄飞昆

明。到昆明飞机晚点了3个小时，然后直飞北京。”在疲惫的长途旅行后，全国政协常委夏家骏发现，已经有人在家门口守了一个多小时。

　　“我现在是‘五马分身’哪！你们晚上8点再来吧。”电话里传来的声音有些疲惫。在晚上8点钟以前，他又接待了3拨来访者。

　　埋在信件里的“甲壳虫”

　　“老太太不愿让记者来，家里太乱了！”夏家骏说。他顺手从桌子上拿起一条白纸，右手从黑色的小包里捏出一撮烟丝，均匀地撒在白纸上，小心地卷起来。这是他最喜欢的土制卷烟。上访群众走后，他终于可以清闲下来，享受一下这点小小的嗜好。

　　与家里的杂乱相比，老头把自己打理得挺清爽，满头银发整齐地三七分，配上白衬衫，看上去挺精神。他归置了一下满桌子的信件：“这些都是这两天的，能批的批，不能批的留下来。存放两三个月，要是没人来要，就只能扔了。我现在就是埋在信件里的甲壳虫。要是不扔的话，这个房间很快就没空地了。”

　　在当天收到的信件中，有一封是关于“黑龙江鸡西案”的。在这“鸡西案”中，他先后三次写给总理的信，成为案情的转折点。

　　卷入鸡西案

　　2004年1月，夏家骏带了50幅书法作品，前往哈尔滨举办书画展。在会场上，一位中年男子找到了他，带给他一个新的“案子”——鸡西市政府拖欠企业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款。因为工资被拖欠，一位工头在农民工讨债的压力下，喝农药自杀未遂。

　　中央刚强调了禁止拖欠农民工工资，鸡西就出了这样的事，夏家骏很震惊。他没敢大意，找到了一些农民工以及国际工程公司的员工了解情况，并要求他们写下书面材料，留下身份证复印件。这一切，都是在旅馆里进行的，通过电话联系。“我在哈尔滨呆了8年，认识我的人多，不能出去，要不干扰太大。”

　　太多的经历，让老人在激动的同时学会了理智和谨慎。2000年两会期间，一位检察院的干部带着3位农民找到了夏家骏，表示要向国家“献宝”，称原国民党将军李弥愿将保管的一笔财产捐给国家，并要求只见江泽民和朱基两位领导人。

　　夏家骏让他们写了份材料，并留下了身份证复印件，然后给时任总理朱基写信反映了此事。后经调查，发现李弥已经死于台湾，这个“宝”是假的。夏家骏被骗了，从此，他对接到的上访材料都要亲自核实。

　　“两会”期间总理批示

　　在哈尔滨经过多方面的调查后，1月4日，夏家骏提笔给总理写了一封信，一共5页，专函上写的是“呈温总理”。但这封信几经辗转，却到了鸡西市政府手里。鸡西市政府看了信后，恼羞成怒，被欠薪的农民工讨工钱更难了。

　　2月16日，当事人之一的宋延寿再次找到了夏家骏，向他反映事情不仅毫无进展反而恶化的情况。夏家骏听罢很气愤，再次提笔写了一封信。这次，夏家骏没有指望信能转到总理手里，他信中的称呼是“领导同志”。

　　这封信发出后，却很快就有了消息。今年“两会”期间，两位工作人员找到了夏家骏，为没有把他的信交到总理手里致歉。在小组讨论的时候，他却突然接到了政协信访局的电话：“总理批示了”。电话那端把总理的批示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当着小组成员的面，夏家骏竟热泪盈眶。

　　总理的批示落款是2月27日，并注明：“家骏同志的信时至今日才收到，对他反映政府工作、反映社情民意深表感激。”

　　“总理能够对一位政协委员的信这样重视，而且对我表示感激，我很感动。”他说。

　　“两会”期间还解决了他在写给总理的另一封信中所反映的问题。湘西自治州按照国家贫困标准，应该属于西部水平，却没有被划到西部地区之列。2004年3月7日，夏家骏给总理写信反映了这个问题，20日的会上就对此提案进行了讨论，并决定把湘西自治州按照西部地区标准对待。

　　为此，自治州里的人发短信说“要给夏老树碑立传”。夏家骏回复说：“我的碑是无字碑，是写在历史上的。”

　　“要做政治上的王海”

　　“两会”刚结束，夏家骏就赶到了哈尔滨再次调查“鸡西案”，此后他又去了两次。

　　3月30日，夏家骏得到消息，黑龙江省的调查组准备把所做的假报告呈送国务院。31日，他立即赶往哈尔滨并给省领导写了封信，称“你们务必不要把假报告送给总理，我可以先不向总理反映”。对方的答复很积极，表示不会这样做，但就在当天，假报告还是送到了总理办公室。

　　总理很快批示了假报告：“请家骏同志先阅”。夏家骏逐条批驳，并附上了自己的报告，一并呈给了总理。他向温总理提出了严打假报告的建议，并且说：“我要做政治上的王海，对报告进行打假。”

　　夏家骏对于假报告深恶痛绝，在他这些年调查的案子里，各级政府对上面的报告中，敢于说真话的很少见，说谎是一种通病。

　　中央很快派了联合调查组，对“鸡西案”进行调查。在中央的干预下，“鸡西案”后来有了很大的进展，“调查组在的时候，鸡西市政府勉强还了农民900万，还欠260万没给。调查组走后，听说政府还要从发给农民工的工资款中收回100万。而工程欠款3100万，则顶着一分不给。”

　　夏家骏想要从这一事件中尽快脱身是不可能了，又碰上了一块难啃的骨头，在刚刚收到的信里，又有新的情况出现。

　　农民教他打抱不平

　　自从1989年担任北京市政府监察局的特约监察员后，夏家骏的名气就越来越大。当时有一药厂的五位中层干部状告厂长的事，夏家骏插手后，厂长很快就被撤职。一本杂志披露了这件事，从那以后，夏家骏的家就成了信访接待站。曾经有一年，他办了70多件案子，成功率100%。

　　办案子改变了他的生活，学术研究搞不成了，书法也不怎么练了。刚当上政协常委的时候，一次在海拉尔到满洲里的列车上，夏家骏做了5首古体诗，回来后都发表了。但现在，“虽然整天在全国各地飞来跑去，却满脑子都是案子，再也没有那种做诗的心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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