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应对2010年前后风险期(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04日05:59 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

　　图片说明：中国2010前最可能出现危机的领域排序中国2010年前后是“危机多发期”腐败问题可能成为危机的“导火索”风险一旦被人们广泛认识，其发生的可能性就减小很多98名专家发表“盛世危言”

　　在“十一五计划”制定工作展开之际，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课题组对来自国务院各部委、重点科研院校、主要民间组织以及国外大学、驻华国际组织的98名中外著名专家进行了调查。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和领军人物对我国“十一五”时期（2006年~2010年）可能影响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风险因素、风险领域以及风险冲击程度进行了科学预测和分析。最可能出现危机的领域是“社会”

　　记者：为什么专题报告设定的时间点是2010年？

　　丁元竹（课题组组长，北京大学教授)：到2010年之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关系到我国能否实现中期战略目标。因此，课题组确定了中国2010年可能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风险因素、可能发生风险的领域以及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安全的冲击程度，并试图将它们纳入中国未来发展的风险管理程序中去。

　　记者：哪些风险最有可能触动危机的爆发？

　　丁元竹：根据对各类专家的调查，总体上看，社会危机（如城乡贫困问题、失业问题、农民工问题、缺乏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教育危机等）、经济危机（尤其是金融危机）、环境危机是最受关注的三类问题。而专家们认为最有可能出现危机的领域依次是“社会”、“金融”、“经济”和“就业”。腐败可能成为危机“导火索”

　　记者：受访专家有66.23%认为中国在2010年前是“危机多发期”，他们是如何评估发生危机的可能性的呢？

　　丁元竹：城乡差距是个大问题，农民工阶层目前缺乏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卫生保障、教育机会和公共服务。

　　腐败问题如果近期还得不到有效控制，在2010年前它可能是危机的“导火索”，与失业下岗、贫困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其危险性大增。

　　另外，中国整个社会体系是非常脆弱的，但由于公众的组织性很低，演化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因素存在，但形成实际社会动荡的条件不足。信心和诚信是最艰难的挑战

　　记者：“信心危机”最初没有列在调查的框架中，但很多专家都非常关注。原因是什么？

　　丁元竹：专家们认为，人们对政府治理缺乏信心、对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缺乏信心，对政府信用、政府决策效率与透明度缺乏信心，对企业虚假浮夸的担心，以及对某些人个人品质、素质问题的担心是潜在的社会危机。在市场化向深度发展的形势下，公众信心危机是十分危险的。

　　记者：信用危机似乎是所有危机的“重中之重”？

　　丁元竹：有专家认为，失业问题关系到民生问题，诚信和信心关系到精神问题，这两大问题是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的核心问题。“信用”可能是时下我国国民最缺乏的一种道德资源，这似乎是许多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共识。SARS之后还有什么不能面对

　　记者：你们的报告为中国2010年设定了三种前景，怎么看待这种预测？

　　丁元竹：首先说明，这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上的假设。

　　第一种前景，就是我国会沿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稳步前进。一些专家认为，让更多的人参与政府决策将是我国应对危机的最有效办法。如果大部分人认为“我不能影响未来发展，我何必参与”或“官员与商人决定未来，我只管自己的事情”，那中国就很难看到一个有效的发展规划和解决问题的一揽子措施。

　　后两种前景，就是偏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或者这一目标“无法实现”，并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其过程可能表现为过分强调经济发展，忽视经济发展中的社会差别问题、就业问题、道德建设等，从而使财富继续向少数人手中集中。

　　记者：对2010年的中国，您的最终结论是什么？

　　丁元竹：第一，经济与社会、城市与乡村如果再不能得到协调发展，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将严重受到影响。第二，治理的有效性，包括国内和国际治理，对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第三，解决国内矛盾是中国2010年前的关键。

　　记者：有人评价您的报告是“盛世危言”，您怎么看？

　　丁元竹：恰恰相反，我认为我们缺乏的正是一种全民的“危机意识”和“风险意识”。经历过SARS考验后，还有什么危机和风险我们不可以直接面对呢？而风险一旦被人们广泛认识，其发生的可能性就减少很多。当前，我们需要制定一个有效的，能够帮助快速沟通，快速作出影响评估和控制的危机管理计划。链接健康和谐社会三大指标

　　“不健康社会的种种弊病在我们身边早已司空见惯。”丁元竹教授说。他认为，一个社会全方位的健康、和谐程度，有三个指标可以做出衡量：社会公平、决策多元化和以人为本的社会资本支持力度。

　　一、公平是统筹发展的目标和评判标准。

　　他认为，社会公平不仅是收入和财富分配问题，还包括不同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对公用服务设施的接近程度，对资源的接近程度和使用程度。

　　二、建立多元化的决策机制。

　　丁元竹认为，多元化决策机制需要一个巨大的数据库支持和一个范围广泛的公众参与。公众参与的含义是政府官员、政策实施对象中的各利益群体的法人和有关专家参加多元化决策的全部过程。

　　三、集聚社会资本支撑社会信念。

　　丁教授认为，当前国家虽已提出以人为本的新科学发展观，但是GDP崇拜成为一股巨大的思维惯性，使政府不能更多关注公共事务。政府要负责而透明，公民应懂得责任，市场要讲究诚信，这才构成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也是一个健康、和谐社会的“硬指标”。（据中国青年报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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