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昨天到今天，北京有四个听证会先后召开。除了那个带有民主自治实验性质的“小”听证会之外，其他的三个都与市民生活及个人权益有着密切而且直接的关系。
自1999年广东省首开立法听证会先河，对于中国百姓而言，听证会终于也不再是陌生的字眼和概念。电信、铁路、燃气等公用事业或自然垄断行业的价格听证会也已经开了不少。
不过以往舆论对听证会的关注，多是着眼于听证会这一形式的民主实践意义。至少在相当多的新闻报道和评论中，记者的目光一直比较多地聚焦于程序的规范和公正，以为对于物价之类生活细节的民主议决程序，将逐步推广到更广泛的领域。就在日前进行的那个“小”听证会结束之后，受聘协助的专家还颇为欣慰地称：“他们（指参与‘听证’的居民）正在学习自治。”
但是这几天举行的北京市电力价格调整听证会，及就《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而举行的立法听证会，人们已经将关注的焦点更多地从程序转向了实体。以往对民主参与的兴奋，和对民主实践的想象，已经被争取切实利益的实务所替代。即使有媒体对“不讨论‘涨不涨’只讨论‘涨多少’”的议题设置表示疑问，其着眼点也不再单纯是对程序合法性的质疑，而是更关注在这样不够公平的议题设置之下，普通市民的利益将受到何种影响。
而“新交法”听证会的起因，更是直接产生于不同社会群体对“新交法”中若干条款的不同评价和认同。当年有关“撞了白撞”的争论，直接延伸到对交通事故中“机动车负全责”的不同态度，而再度引发激烈争论。虽然事前通过媒体而进行的观念之争、法理之争已经热火朝天，但在事关所有公民切身利益的立法过程中，舆论中的义理之辩，显然无法代替公开而程序化的利益陈述和谈判。于是以听证会的形式为各种利益群体的代表，提供公开表达利益诉求的平台，就显得格外重要而且不可替代。虽然此次出席听证会的代表们似乎还不太习惯“赤裸裸”的利益表达，而使所有的发言都显得温和而周到，但其基本的立场倾向，却还是得到了表达。
实际上，没有实际利益诉求和博弈过程的听证程序，对维护公民权益没有任何实际帮助。同样，没有真实利益之争的程序设计得再合理，也只是仿真的游戏，对真实的程序公正和真实的民主进程，没有实际促进作用。因此，无论是价格听证会上的公民与企业之争，还是立法听证会上的公民与公民之争，真实的利益之争将使所有参与者都更真切地意识到“争”的重要性，进而也将促进公民对“争”的程序的公正性有更高的要求。今后如果再有价格听证会，“不讨论‘涨不涨’只讨论‘涨多少’”的议题设置，可能会招致更多也更强烈的质疑。（张天蔚）（来源：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