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人们关注的一串串“买官卖官”案，都是发生在党政机关的。这自然是因为国人虽然不讲究概念准确逻辑严谨，却自古以来重名分，认定只有党政军等公权机关的领导职位才是名正言顺足斤足两的“官”。倘若从职务的“含金量”看，国企的领导职务也许更值钱更有买卖价值呢！从前，国企与国家机关里的领导职务是通用的，可以互相调来调去；如今，许多国企实际上还是有行政级别的，高管领导职务实际上还是官位，却比在党政机关拿高薪更理直气壮。如果我们不关心这一大块的买官卖官现象，那么，不是目不见睫，就是自欺欺人。
为何说是“自欺欺人”呢？自欺者说，企业嘛，没有行政权力，没法“寻租”；企业嘛，自负盈亏，有经济核算，高管的行为由市场约束，他任人唯亲拉帮结派专重奴才庸才把企业搞垮了，岂不是自毁长城找死？但是，我们知道，国企是公有财产，高管掌管的仍是某种公权力；这种公权力一般不能行政即施之于企业之外，却可以施之于内，在一个庞大的国企里起支配作用。当下，国企高管“负”盈的呼声甚高，说应给他们多少年薪多少股权以养廉；负亏则鲜见，大不了退下来享受原级别待遇。何况，靠行政垄断赚大钱的国企，泥巴捏个人样派做高管都会稳盈不亏，怎么折腾也只是嫌多嫌少的问题；至于国企亏了，高管捞饱了或他亲友办的私企赚饱了的，已多有所闻。
举两个近例。一个是《21世纪经济报道》8月30日登的《一位49岁国企掌门人刘俊卿的红与黑》。“刘俊卿把自己的弟弟、老婆、姐夫等一干人安排在双轮集团及其子公司担任要职。刘的弟弟刘峰就担任双轮集团副总经理，全权负责销售和双轮包装公司的工作。”这家国企里倒不存在买官卖官的问题，你想掏钱买，人家也不卖了，人家把国企变成了私企和家族企业，根本不信任外人。这该是国企“买官卖官”的最高境界了。
另一例见于《新华每日电讯》报9月2日头版：《如果公司大楼装上轱辘，他也能推回家吉林千万元巨贪乔本平承认：我的手法很拙劣，简直是明抢》。吉林省国际经济贸易开发公司是国企，但对于副总经理兼下属吉信丰达经贸有限公司经理的乔本平来说，比自家后花园还自由畅快。公司有7套制度，但对他形同虚设。据分析“主要是因为公司的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执行不力，管理方式是从政府管理方式转变过来的，不适合公司，更不适合市场经济规律”，财务部门的主管就不懂业务，根本制约不了乔本平。这就出现一个疑问：这家国企的政府主管部门是怎么任命国企干部的？我们没有证据说这家国企的官是从上头买来的，估计前些年也没有这个风气。但我们可以由此及彼地设想，国企的高管若不是由职业经理人市场按照公开、竞争的原则产生，且有权有利而无责，那么，国企高管职位授受之间的交易，其发生就势所必然，如百川赴海只是迟早的事。
张维迎与郎咸平之争的分歧在于，张主张产权改革，国企民营化；郎则认为在法制不完善即产权交易规则不明确、过程缺少严格监督的条件下，应该停止产权改革，防止官商买卖双方定价联手瓜分国有资产，他更看重经理人的信托责任。但是，他们的观点有一个共同的前提，用张的原话说就是：“我们国家现行的体制下，就是卖资产的人他卖的资产不是他自己的资产。”（《经济观察报》8月30日）正是因为国企高管与其政府主管部门的官员都是国资的代理人，都有自己外于国企兴衰的个人利益，所以买官卖官就极可能在他们之间发生。既然政府的官与国企的官联手瓜分国有资产的事相当普遍地存在，（严重的如河南省镇平县，九成国企改制改垮后，厂区建起了一栋栋官员的豪华别墅）我们怎么能不提防不关注不纠劾国企官位的买卖呢？
我有一位与我同龄的同学，人太正直，就在一家旱涝保收的国企改制前夕，被从副总的高管职位上排挤出来了。我怀疑，国企官职的暗中交易，是国企改制时官“商”联手瓜分国有资产的前奏和准备。如前所述，国企的买官卖官，有国企高管对下对上两种。我更关心后一种。因为后一种渠道堵死了，国企高管由公开的公平的竞争产生，且有权、责、利平衡的奖惩机制，前一个问题自然就冰雪消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