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前省委书记刘方仁在他的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以后，以他的“政治经验”认为，如果自己聘请辩护律师，就会给组织和有关部门一个印象，以为他认罪态度不好，对抗组织。所以权衡再三，刘始终没有聘请律师。但法庭还是为其指定了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经过律师在法庭上的积极辩论和辩护，以及秦城监狱毫无阻碍的会见，刘方仁才知道了法律上的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即自我辩护和聘请律师进行辩护是法定的权利，绝不会被视为对抗法庭而加重自己的处罚。受贿600多万的刘方仁最终只被判了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不要以为这是个别现象。以我辩护过的官员犯罪案件的印象，我们好多有一定级别的干部，“党性”远高于“法律意识”。检察院找他，他都会说：“你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份，有什么权力找我谈话?对我侦查你要注意后果!”而一旦纪委找他，他马上就会服服帖帖，痛哭流涕。有的人在纪委招供了，到检察院又翻供了。在他们的头脑中，小平、彭真同志讲的“党要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意识是没有的。党是娘家，对党要推心置腹，讲清全部问题，甚至无中生有地往自己头上泼脏水，承认指供和诱供的情节，检讨得越彻底越好，把自己骂得越不是人越好。相信组织最终会查清的，组织会放过自己的。但到了法庭上，才知道法律不是儿戏，自己的口供、签字是要负责的。
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在纪委审查时，把情人李平收的钱，都清楚地说成是利用他的权力收的，以后准备一起出国结婚后用的。到法庭上，通过律师的辩护知道了利用权力收受好处的“受贿罪要件”，于是辩解说，李平不是他老婆不是他家属，她收钱同我没有关系，我不知道，我没有利用职务之便。法庭当然按他原先的交代认定，判了死刑。有人认为是律师教成克杰翻供的。其实，成克杰确实是到了起诉和审判阶段，上了法庭才知道什么叫“受贿罪”的，他只有到这个时候才知道大包大揽保护情人给自己带来的严重后果。他在广西当主席那么多年，在最高立法机关当到了副委员长，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知识，还是一片空白，至于什么叫“被告权利”则完全是一片茫然。堂堂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一个年轻检察官口中，简直同小学生的水平差不多。当然，我说他的例子，并不是说他的死完全是口供造成的，从审判披露的事实看，成克杰的犯罪情节确实也够得上判死刑。这里只是从诉讼权利上来讲。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有的干部犯了事，会对国家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自我辩护权、聘请律师的辩护权这样无知?这是因为他们在台上时，对法律一直就是不真正当回事的。他们只相信权力，只相信内部打招呼，只相信批示，只相信“领导拍板”。他们深谙官场的运作规则，知道检察院、法院只不过是按他们实权人士的批示办办手续而已，因此他们对法院的审判根本就不会真正地敬畏，他们总幻想某某领导最终会来救我，会来保我，不会对我怎么样。甚至在判刑后，他们也会说：我这个事根本就不是个事，都是政治斗争、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是某某在搞我。或是如果某某不倒台，我的事根本就不会出事。“反腐斗争”的“政治解释”，就这样出来了。
党政官员如此，从事法律职业的政法机关的干部，总好一点吧?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对自我辩护权的漠视，对嫌疑人请律师辩护权的阻挠，是我办理过的所有案件中全都存在的。在纪委阶段，只要组织找了你，你所有的辩解就是对组织的不忠和对抗；在公安阶段，你要找律师，就是在对抗侦查，就是不老实，所有的律师都不受欢迎，阻挠会见；在检察环节，都会同嫌疑人说，我们会慎重侦查，你找律师是权利，但律师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只会添麻烦；在法院阶段好一些，但也有的法官会说：律师辩不辩差不多，我们法院心里早就有数。法庭上的激烈抗辩，有时还会招来法院、检察院联手的强烈反弹，法官会站在检察院的角度一起来同律师辩论，在判决中驳回律师的意见，甚至一个意见也不采纳。到了劳改场所，对被告的辩护权、申诉权就不是漠视而是阻挠了，对申诉列入认罪服法和劳改表现“双百分考核”，你要申诉就是不认罪服法，不老实改造，直接影响打分，直接影响减刑假释。在这样的环境下，嫌疑人权利、被告人权利是随时被漠视和侵犯的。我们的高级官员，经常听这样的汇报，有时直接主持召开这样的会议决定这样做，他怎么会真正对法律规定的权利当回事?
因此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刘方仁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成克杰的问题，而是一个法律文化问题。漠视法律者，自己最终被漠视所害。光环四射的高官，成了一个法律白痴和低能儿。在报纸电视上经常对人进行法制教育的人，实际上骨子里根本没有法律意识的影子。他们只相信权力。我在会见一些官员被告时，每每会为他们对法律的无知而震惊，也会为他们感到悲哀，为他们似是而非的口供造成的无法挽回的后果而痛心。刘方仁说：“省委书记不懂法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知道是犯罪，我不会置省委书记这个重要的职位而不顾”，“如果还有下辈子的话，我一定选择学法律，去从事法律工作”。黑龙江主管全省干部人事工作的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厅厅长赵洪彦，在被抓后也说：“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后悔过，干了40来年的工作，当了这么多年的领导，读了这么多书，竟然还是个法盲。现在如梦初醒。”曾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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