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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犯来信催生法规 “贵阳模式”为何令人关注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07日14:01 法制日报

  2003年11月,墨西哥,联合国主持召开的第五届“政府创新”全球论坛正在举行。作为我国首届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者的惟一代表,贵州省贵阳市人大代表团在会上介绍了他们将信访工作与人大监督工作结合起来,拓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渠道,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情况。这一发言备受关注,几度引发与会各国代表的热烈讨论,改变了许多外国人对我国人大制度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错误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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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访,在我国是群众表达自己意愿和要求的一种方式,是群众参与政治的民主活动之一。随着改革的深化、发展的加快、利益格局的调整和人民群众法治意识的增强以及人大威信的提高,社会生活的一些新矛盾,集中通过人大信访工作这个渠道反映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贵阳市人大常委会是如何将信访工作与监督工作紧密结合,有效地将信访问题解决在基层呢?

  信访为决策提供依据———死刑犯来信催生一部法规

  1999年4月,一位叫徐超的死刑犯的来信引起贵阳市人大常委会信访部门工作人员的注意。徐超在来信中说,他想将遗体捐献给医疗机构或患者,以弥补自己的罪恶。信访部门立即与卫生部门、中国红十字总会联系,但因无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没有机构愿意接受。这名死刑犯最后的善良愿望没能得到满足。

  信访部门工作人员在为这件事惋惜的同时,敏锐地看到立法上的一个盲点:遗体捐献无法可依。于是,他们及时发出《遗体器官捐献何时有法可依》的信访信息,提供给市人大代表,引起了二十多位人大代表的重视。代表们经过调研,联名提出立法议案。2002年7月1日,我国有关捐献遗体、眼角膜的第一部地方性法规———《贵阳市捐献遗体和角膜办法》正式颁布施行。

  一名死刑犯的来信就这样催生了一部法规的出台。

  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十分注重从纷繁复杂的信访信息中梳理出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畅通社情民意的反映渠道,为立法和监督工作提供依据。在制定法规时,他们将信访中反映出的问题作为重要参考,群众也主动通过来信、来访、向人大网站发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对立法和监督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常委会每年的执法检查,都请群众点题。从而在权力机关和市民间形成良性互动,强化了立法的民主化和监督的社会化。

  与“一府两院”联合接访———8年拆迁纠纷圆满解决

  贵阳市民曾素芳至今仍难以忘记那桩困扰她长达8年之久的案件。她说,要不是去市人大申诉,要不是检察长参加联合接访,这一案件至今可能也解决不了。

  1992年,曾素芳因对贵阳商品房开发公司对其房屋拆迁不服,诉至法院。此案经一审、二审、再审历时8年。曾素芳还是不服法院的判决到人大上访。当时,负责接待她的是在人大参加联合接访的市检察院的检察长。耐心听完曾素芳的申诉后,检察长指定云岩区检察院审查。该院经调卷审查和调查取证后认为,申诉人的申诉理由成立,建议市检察院提请省检察院抗诉。抗诉后,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再审中,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自愿达成和解协议。

  一起长达8年之久的纠纷通过市人大的联合接访得到了彻底解决。

  联合接访是贵阳市人大近年来不断改进信访接待方式创造的一项新制度。此前,他们先后建立了常委会组成人员、人大机关全体干部和市人大代表接待来访群众制度;市公、检、法、司机关有司法实践经验的法律工作者作为市人大信访法律咨询员,定期到人大机关为来访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法律咨询日制度。而联合接访制度,就是将上述在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接待制度整合起来,在每周三全天,由常委会组成人员、人大代表、人大机关工作人员、来自公检法司的法律咨询员、政府机关由人大任命的干部以及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共同接待来访群众。这一方式突破了传统的信访接待模式,提高了工作效率,增强了人大信访工作的权威性和针对性。

  在接待现场,记者看到,便民书架上,摆放着百余册法律、法规;便民台上,笔墨纸张和老花镜一应俱全;接访桌上,“请慢慢讲述,我会倾听”一行小字,无形中拉近了来访者和受访者的距离。参加接待的一位法官深有感触地说:“通过接待咨询,的确能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不足。这对于转变工作作风,依法保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十分重要。”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评价:这实质上是人大常委会搭建了一个与群众直接对话的平台,约请“一府两院”有关负责人、人大代表、法律工作者共同参与接待群众来访,把接访与人大监督结合起来。这如同医院请专家“坐诊”,为患者把脉,不仅要帮助病人找出病因,还要提出最佳的治疗方案,使一些发生在基层的社会疾患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在解决上访者问题的同时,“一府两院”的工作也受到了监督。

  信访听证明辨是非———百余人6年上访有效化解

  1997年,贵州铁路通达饭店准备在贵阳市飞行街修建职工宿舍。可拆迁伊始,被拆迁户和拆迁方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拆迁方认为:其建设用地属国家划拨的土地,所有在该地块上自搭自建的房屋均属违章建筑,只能按违章建筑处理。被拆迁户认为:其自建房屋已有数十年历史,要求按有产权的私房对待。双方各执一词,矛盾愈演愈烈。41户百余人连续6年数十次层层上访。

  贵阳市人大常委会为查明实际情况,首次将听证制度引入信访工作。听证前,他们连续召开4次调查分析会议,查阅了50年代的历史档案,调阅了法院审理此案的卷宗,全面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随后,召开了法院、行政主管部门、拆迁方和数十户被拆迁户共同参加的信访听证会。会上,拆迁方详细叙述了该地段产权的历史渊源和现状,行政部门出具了详实的资料,法院提供了法庭调查的相关证据。由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当场讲透了法律和道理,上访群众不再坚持原来的要求,并对人大及相关部门所作的大量工作表示感谢。

  但贵阳市人大并没有就此了结此案。他们协调拆迁方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从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的角度,在不违反拆迁规定的前提下,按照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相关规定,给该地住户以适当的照顾。

  至此,折腾了6年的飞行街拆迁问题,在人大引入信访听证制度后终于得到彻底解决。

  信访听证制度是贵阳市人大为解决争议较大、久拖不决和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疑难案件而建立的一项新制度,其目的是提供一个公开、透明、平等的对话空间,使各方都用事实说话,在对话中明辨是非曲直。目前,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已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信访听证办法,以进一步规范这一制度。

  前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专门在贵阳召开会议,推广人大信访工作的“贵阳模式”。乔晓阳副秘书长在会上说:“在我国西部,在一个经济不发达地区,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创立了人大信访工作的贵阳模式。这是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新探索,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本报记者 吴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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