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明

　　自从非典疫情扩散以后，以“第五媒体”自居的手机短信自然不肯放过这样一个“大有作为”的“创作”机会，当党和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入到防治非典战役之际，个别不甘寂寞的“手机短信作家们”也没闲着。不过，他们并非为全国上下抗击非典摇旗呐喊，歌颂其中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而是拿他人开涮取乐，这就有点不可理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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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的手机上就收到这么一则短信：“刚才我买了一挂鞭炮，准备过年放。你见了，就要点听听响。我说先别点，你和我怄气，大喊‘我非点(典)！’、我非点(典)！’。结果，医院把你接走了，自己保重吧。”再看另一则：“球场上，你犯了规，该对方罚你的点球。可是，你却不依不饶：‘我非点球不可。’别人不同意，你便一句一个‘我非点(典)’，最后，把他人全吓跑了。”

　　联想到北京市警方近日逮捕了一名散布“北京要封城”的造谣者，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随着非典疫情的发展，所谓“非典文化”也在悄悄流行。尽管这些恶作剧似的“非典文化”不可能成什么气候，但是，如果听任其四处传播，会在社会上造成另一种无必要的恐慌，因为这纯粹是个别人幸灾乐祸的“副产品”，还强迫他人和自己同“乐”，尽管这样的“乐”给对方带来的是消极和灰色心情。

　　我们之所以要对此类“非典文化”说不，是因为这样的内容是和目前正在开展的防治非典工作唱反调的。真正的文化，带给人的应该是一种精神方面的愉悦和享受，它至少不能夹杂着太多的消极成分。然而，综观时下在手机短信中流传的一些涉及到非典的内容，除了有通过正规渠道发布的预防非典的处方外，就是这些不伦不类以“非典文化”形式出现的短信了。

　　相信这些“非典文化”的原创者应该属于“有闲阶层”，他们自己同样处在被非典疫情包围之中，但是，又总觉得非典距离自己很遥远，于是乎，便以隔岸观火的“看客”的身份“没事偷着乐”，末了还不忘发表一番议论，这样就有了那些污七八糟的“非典文化”，而自己则想象着别人读到自己的“发泄杰作”后那种啼笑皆非的样子，感到心理上一种莫名其妙的满足。像这样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戏弄他人基础上的做法，和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文化格格不入，我们理所当然要拒绝它。

　　拒绝“非典文化”，还在于它本身捏造的成分居多。《现代汉语词典》对“文化”的定义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由此可见，大凡有幸被列入文化范围的，其最起码的条件必须是“财富”，不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既然是财富，言外之意需要对大众有所裨益才行。相反，只要不具备这样的功能，显然就不能被上升到文化的高度。事实上，像上面提到的那些手机短信，纯粹是扰乱人心的文字垃圾，既不是从现实社会中提炼出来的具有代表性的东西，更不具有陶冶情操的作用，而是臆想的产物。伴随着非典疫情出现的所谓“非典文化”，实质上是某些人一种畸形心态的反映。这样的心态，和我们民族中所固有的某种劣根性不无关系。笔者认为，正是自私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世态度，造成了一些人喜欢在社会出现某种突发事件时借题发挥，以显示自己的“豁达”和“睿智”。其实，这不是什么大智若愚，而是彻头彻尾的“大愚若智”。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通过“非典文化”的传播，说明现实生活中尚缺乏一种真正具有凝聚力的核心文化来统摄人们的思想。思想方面的一盘散沙，最基本的表现就是当社会上出现某种恐慌时，一些对灾难幸灾乐祸的“次文化”会像渣滓一样泛起。

　　“非典文化”无疑是一种不正常的“文化”。尽管它们顶多是昙花一现，很快就将“速朽”，但仍然不能低估它的危害。要避免这类垃圾文字或者谣言文字的再度出现，还需要我们的文化工作者创造出优秀的文化，那样以来，类似于“非典文化”的东西才不至于有扰民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