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这一天，我们用了5年的时间。”外交部档案馆鉴定开放处处长张素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所在的这个处就是为了开放档案而专门成立的。

按照我国《档案法》规定，除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等档案外，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30年向社会开放。按此规定，外交部的解密档案应该上溯到30年前的1974年，但由于工作量太大，张素林和她的同事们只能分阶段去做——根据目前的工作进度，如果要将1974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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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开放的档案全部开放的话，大约还要等10年。

张素林说，目前第一批解密的档案有上万卷，每卷100页，开放比例达到该阶段档案总数的30%，但这个比例的计算基数里包含有大量行政、人事管理档案，如果仅以双边、多边外交业务档案来计算的话，开放比例将高于30%。

解秘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因为外交档案涉及的机密比较多，工作人员必须从浩如烟海的卷宗中一页一页地认真查看。当确定了要开放的档案后，还必须经过重新编目。为了防止造成破损，他们要将原件进行扫描后储存到数据库，这样，读者可以通过计算机借阅管理系统来检索和阅览。

张素林介绍，解密的审查工作是核心，从事这项工作的都是资深的外交官，前后有近100人参加，都是处级以上干部以及部分退休大使、参赞。

外交部目前可以开放的档案必须符合几项原则：第一，不能损害国家安全利益，这包括国防安全、情报来源等。第二，不能损害公民个人权益，如涉及个人隐私的内容不能公开。第三，不能有损中国的对外关系。第四，不能开放对方要求不公开的内容。

这看上去很容易做到的原则，其实有时真正操作起来非常难。很多档案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张素林谈到了这样一个例子：建国初期，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在一个内部会议的讲话记录中，周总理谈到了自己真实的心情：第一次来参加这种会议，心里没有底，以前都是唱武戏，现在开始唱文戏了。以前是孙悟空大闹天宫没有什么章法，而现在不同了，工作中还发脾气，批评错了同志，给大家道歉。

时隔多年，此份档案经工作人员讨论后，还是决定开放，通过《人民日报》公布后，公众反响非常好，觉得周总理是人而不是神，有这样的心路历程是正常的。

外交档案对外开放后，来查阅的人有300多人次，大部分是大学教授、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以及博士、硕士研究生等。还有1/3是记者，其中不乏来自港澳台地区以及美国、印度、日本、韩国、朝鲜等国的记者。外交部规定：公民通过身份证就可以查阅，外国人则通过驻华使馆或相关合作单位提出申请。

查找档案，要通过关键词搜索，记者发现系统的涵盖范围很大，比如，搜索“苏联”一词就会出现500多条档案。这对个人的专业功底要求比较高，恐怕也是一般人来得较少的原因之一。

记者在外交部开放阅览室，遇到一位北京实验外国语学校的老师。他来这里阅览已经半年多了。他说，在这里找资料需要时间和耐心，因为很多档案往往从题目上很难看出它的价值，而且多是手写体和油墨印体，字迹很难辨认。他曾经有一上午只看完一个100字批示的经历。很多档案还是断开的，没有连贯性，如此两三天能整理完一个事件，就非常不容易了。

这位研究者还强调，既然开放了，就不要再遮遮掩掩，他希望这里的系统能联在外交部网站上，大家无论在哪里都能查看。

尽管还有很多地方尚需改进，外交部档案解密，仍然标志着我国官方档案解密进程进入了一个转折点——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对公众开放的第一个部委档案馆。

对于一些现在没有开放的机密档案的公开问题，张素林说：“经解密审查确定不能公开的机密档案，其中一部分我想是永远不会公开的，至于另一部分则需要根据情况重新评估后才能确定。”

张素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朝鲜战争、以及其他外交敏感问题均不在此次解密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