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导读

　　媒体曝光度较高的公众人物的多胎现象近来引起广泛关注。如歌手韦唯、导演陈凯歌等育有多子的事情都广为人知，并也曾引发对此现象的讨论。不少私营企业主也表现出了对生育多胎的兴趣。高收入阶层的特权及中国农村的超生现状都暴露出一个事实：中国人口压力依然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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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9月7日在国际人口与发展论坛上公布了《中国人口与发展国家报告》，介绍了10年来中国在人口与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并坦陈目前及未来面临的挑战：人口的高增长量与低增长率并存，人口素质较低，老龄化加速、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等人口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矛盾依然尖锐等。高收入阶层的多胎路径

　　不久前，一份名为《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对策》的研究报告，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关注。由于被认为是引发新生儿性别失调的原因之一，计划生育在成为基本国策22年后，再次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

　　在执行计划生育多年后，人们的生育势能实际上增大了，使得中国存在不少潜在生育人口。他们的生育意愿由于现实条件有限而潜藏起来，但一旦机会适宜，生育意愿变成实践，生育率就会反弹。

　　虽然潜在生育人口大部分目前处于生产力欠发达的农村，但据调查，在城市中，高收入人群中潜在生育人口不容忽视。

　　据2002年“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表明：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北京、广州、武汉、西安等地白领，选择生育两个孩子的要比希望生育一个孩子的多34.6个百分点。让专家学者们吃惊的是，文化程度与经济收入“双高”的白领阶层，其很大一部分人的生育观都是二胎或多胎，而且收入越高，对计划生育政策的阻碍因素考虑的就越少。

　　当然，他们并没有违反国家的生育政策，他们之中，或同境外人士结婚，或干脆自己就获得了国外“绿卡”或国籍。他们生育多少胎国内计划生育部门是不干涉的。另外，借出国机会在国外生育，令孩子自动获得外国国籍以规避国内计生政策的，也是目前部分高收入人士利用的方式之一。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所前所长李伟雄认为，由于高收入阶层受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力大，很容易对普通民众造成示范作用，破坏了政策法规的公正和平等，甚至引发局部事态失控。连生10胎的超级家庭

　　在中国农村有这样一个超生家庭的故事。1981年，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的村民王容（化名）夫妇的大女儿小雨出生了，求子心切的他们没有遵照当时计生政策要求，相隔四年再生第二胎，而是于两年后就生下了二女儿小燕。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王容夫妇受到了当地计生部门的处罚，但这并没有阻碍他们要个“小子”的决心。从1981年后的12年里，王容家几乎每年都有一个孩子出生，一直持续到他们的第10个孩子，也是他们唯一的儿子于1993年出生后才告结束。

　　专家们将王容家的情况称之为“极端个例”，他们强调，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以来，全国大多数的家庭都是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生育孩子的，国家统计和他们调研的结果都显示，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未出现大规模严重超生现象。

　　按照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数据，2000年全国合计的计生率为94.64%%，也就是说，全国仅有5％的家庭存在超生情况。但这却与人们在平常生活中的经验不相一致。媒体虽然直接报道超生现象并不多见，但从报刊电视的扶助贫困学生的新闻中，就可以发现贫困家庭中，大多数都有3个或更多孩子。超生比例可能高达20%至30

　　%中国的超生人口究竟有多少？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官方网站上发布着多个统计结果，但是记者没有在其中找到超生人口的有关数据。

　　但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探究这个问题，总和生育率是衡量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标之一。通俗地说，就是指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所生育的孩子数，它能够很好地说明妇女现在究竟生育多少孩子。如果严格按照计生政策执行，可以得到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的理论值即政策生育率应在1.55至1.56左右。

　　国家统计局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算得当年的人口总和生育率是1.22。国家计生委又根据卫生、教育等部门提供的数据，将总和生育率调整为1.78。今年7月15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提到的1.8的总和生育率即来源于此。

　　1.8自然是大于1.55的，也就是说，有一部分的实际出生人口属于“超生人口”范围。人口学专家根据总和生育率的实际值与政策值之差估计，每年大约在二三百万人的规模。由于超生现象多发生在农村，所以对于占中国70％的农村人口来说，超生人口的比例可能高达20％至30％。这个数字应当足以让人们感到事态的严重性。“16亿”上限能否限得住

　　2000年12月5日国务院发表的《中国二十一世纪人口与发展白皮书》，其中明确提出在2030年前后，人口总数达到15亿至16亿的顶峰后开始回落，16亿也被普遍接受为中国人口增长的上限。

　　但是，这个目标的实现是基于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执行下，人口增长速度能够按计划的逐年下降直至停止。如果人口的增长超出了预计的范围，中国人口的上限就将成为一个变数。

　　虽然我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低出生率和低人口增长率的“双低”期，但由于人口基数大，适龄人口巨大，人口数量还将持续增长。到21世纪20~40年代中国将相继进入人口三大高峰：总人口在2020年至2030年至少达到15亿；劳动年龄人口在2020年达到10亿；老年人口在2040年也将达到3亿以上。

　　如果在生育政策的决策和执行上不能把握住关键问题，就可能带来人口政策的倒退甚至失控。那么，中国经济和社会来之不易的任何进步，都有可能被不断增加的人口分母所消耗。2003年11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时说，“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一句话，概括了中国人口问题的实质。据《经济参考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