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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08日10:45 京华时报

  作者: 来源:新 闻 兰州理工大强索考生三万元

  据央视《焦点访谈》报道,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的考生苗立新在今年高考中取得547分的好成绩,比当地本科线493分高出了54分。她报考的一般本科院校中,第一志愿是兰州理工大学。但兰州理工大学称,该校最低录取分数线为550分,苗立新差3分,要交3万块钱才能被录取。苗立新一家实在交不起这笔钱,只好去争取上专科的机会。但兰州理工大学的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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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明确说明,不交钱也已经无法退档。苗立新今年已经是第三次参加高考了,也是成绩最好的一次,然而她面临的却是落榜的结局。直评大学乱收费何以顶风上

  在发生了北航招生事件、继而教育部下发禁止乱收费的紧急通知后,9月4日的媒体再曝兰州理工大学“3万元钱买录取通知”的事情。该校何以敢顶风而上?教育部的紧急通知为何管不住他们?

  我们或许只能这样推测:要么是这所大学压根儿不知道有这份紧急通知,要么是北航事件的处理结果没有产生足够的威慑力。前一种可能性很小,即便不知道,以前治理学校乱收费的文件、通知已不算少。因此,第二种可能性更大:北航事件并没有让兰州理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北航招生丑闻的影响,用“舆论一片哗然”来形容当不过分。我们所见到的消息,是校长出面向社会道歉,当然还有教育部官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违规的严厉处罚,违法的依法严厉制裁”的严厉措辞,然后又有了紧急通知。

  但是,除了道歉和紧急通知之外,我们尚未看到有进一步的处理措施跟进。北航校长表示他的道歉是“诚恳”的,但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道歉。稍稍回顾近年来的一些重大责任事故,其后一般都有“问责”。招生丑闻对北航这样的名牌大学来说,不啻是一个重大事故,对于这样的事故,即便是发生在整个学校体系的“末梢”,作为一校之长恐怕也难辞其咎。并不是一定要谁辞职以谢天下,只是,一所大学能有今天这样的声誉非常不容易,多少人曾为之付出努力。如今,声誉受到重创,怎能没有人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更为重要的是,既然教育部表示“依法严厉制裁”,那么,究竟有没有这样的法来治乱收费者的罪呢?大学招生十分严肃,招生名额是一种公共资源,不是一所大学或几个人的私有财产。既然如此,利用职务便利,把招生名额拿出来变卖,而获利进入私囊,这与政府官员索贿何异?既然索贿可以用明确的法律来治罪,对那些伸向招生的黑手为什么不能绳之以法呢?

  笔者看到的消息是,北航招生事件中三位主要责任人,两人已经被警方释放,还有一人仍被拘留,此人现在的情况不得而知。

  教育部的紧急通知写得清清楚楚,绝不允许将发放录取通知书与收费挂钩;兰州理工大学的违规也清清楚楚,让考生交3万元钱拿录取通知。在电视上,该校招生办的人员还理直气壮,不用说没有违法的自责,甚至连违规的反省也看不出来。那么,对于教育部的通知,“绝不允许”靠什么来保证?看来要靠法律法规的威慑力。摘编自《人民日报·华东新闻》9月6日文/汪晓东纵论 “纯洁教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

  教育领域的丑闻、怪事接连出现,以至于有媒体提出实在应该“纯洁教育”了。

  “纯洁教育”四个字,字字沉重。它其实是以一种无奈甚至愤怒的情绪,表达着对教育行业存在诸多问题的不满甚至责难。而说得严重些,这些问题的存在,是令我们整个社会脸面无光的。

  我们认为,“纯洁教育”的呼声是对所谓的教育产业化的强烈质疑,是对市场因素无孔不入地侵入校园的愤怒声讨。而“纯洁教育”,就必须厘清教育与市场的边界,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不能推卸、转嫁给市场;必须解决教育资源失衡、优质教育资源缺乏的问题;必须解决政府对教育投入已落后于公众的强烈期待、落后于社会发展需要的现实问题,必须明确在义务教育当中,政府应该的投入与公民个人应该负担的比例,必须给公众一个交代,即究竟要从家长口袋里掏出多少钱才能弥补政府投入的不足,才能弥补学校发展、改善教师待遇的亏空?

  “纯洁教育”,还必须让教育远离权势,不能让校园沦为权势的较量场,必须远离一切暗箱操作,不能让硕士帽、博士帽自贬身价,成为向权势献媚的筹码。

  据报道,从9月15日到10月8日,有关方面针对教育乱收费的专项检查即将展开。大检查当然有必要,但既往事实证明,单凭检查是远远不够的。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党和政府以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下达了270多份文件禁止学校乱收费,而事实却是,几天前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上半年价格举报六大热点中,教育乱收费居然“高居榜首”。对于如此讽刺性的结局,我们当然必须反思。

  有人提出,整治教育乱收费,已到了“攻坚阶段”;我们说,“纯洁教育”,确实也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摘编自《工人日报》9月7日文/刘文宁辨析 “教育产业化”走向何处

  近一段时间,北京和西安个别高校出现的收费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新学期刚开始,教育部领导关于高校收费是否合理的讲话,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所有这些都可以追溯到“教育产业化”。

  笔者认为,不能笼统地谈教育是否应该产业化。教育是一个内涵很丰富、外延很宽的大概念,有正规学校教育,也有培训等非正规教育;有基础教育,也有非基础教育。不同的教育类型应有不同的考虑:正规学校教育大部分不宜产业化,而培训等非正规教育完全可以产业化;基础教育不能产业化,而非基础教育可以部分产业化。

  当前的突出问题是,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教育都或多或少地纳入了产业化的轨道,即使九年制义务教育也未能幸免。产业化本来是一个比较中性的概念,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产业化基本演变为以营利或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化或市场化。由此带来了一系列恶果:一是一些学校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不断提高收费标准甚至乱收费(据统计,教育乱收费达到2000亿元以上),收费水平大大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二是产业化使一些贫困家庭的孩子上不起学;三是一些公办学校办企业,造成校企不分;四是教育界的一些腐败现象严重影响了社会的道德信用体系。

  这种状况不能继续下去,必须进行大的调整和改革。调整和改革的方向是严格区分教育产业化的边界,在具有公益性和外部性的基础教育和公共教育领域,必须如教育部部长周济在2004年1月所指出的那样,“一定要坚持教育的社会公益事业属性”。

  与此同时,还要做好如下几项事情:一是在严格区分公益性质的基础教育和商业化教育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但民办教育也应像其他国家一样,尽可能变成非营利性机构(NPO),享受免税并获得社会赞助;二是严格区分财政投资和社会投资,前者应投向公益性教育,后者则可以投向商业化教育;三是严格界定商业化教育合理收费与乱收费的界限,实行“一费制”,收费标准的确定要举行公民听证会;四是尝试推行“教育券制度”(政府将教育基金折成教育券发给学生,由学生自由选择学校并向学校支付教育券,学校凭借教育质量赢得教育券并向政府兑现);五是继续完善助学贷款制度;六是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较大幅度地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入,争取尽快将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提高到4%以上。

  摘编自《南方都市报》9月4日 文/李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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