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曝光度较高的公众人物的多胎现象近来引起广泛关注。

　　如歌手韦唯、导演陈凯歌夫妇等育有多子的事情都广为人知，并也曾引发对此现象的讨论。

　　不少私营企业主也表现出了对生育多胎的兴趣。据记者调查，在浙江、福建、广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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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的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不少有一定产业的私营企业主就有生育多胎的情况。在培养“事业接班人”的动机下，企业主往往坚持一定要儿子，有一个儿子还希望要两个。即使是征收高额的社会抚养费，具有支付能力的他们也丝毫不在乎。浙江一个私营企业主，为了生一个男孩而支付了高达40万元的社会抚养费。

　　高收入阶层的特权及中国农村的超生现状都暴露出一个事实：中国人口压力依然严峻。

　　高收入阶层的多胎路径文化程度与经济收入“双高”的白领阶层，其很大一部分人的生育观都是二胎或多胎20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和宣传，的确让“控制人口”的思想很大程度地影响了人们。但是，一个仅仅执行了20年的政策，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数千年来形成的生育观念。

　　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周皓承认，目前中国民众的生育意愿同政策导向之间仍然有相当大的差异，目前较低的生育率水平是在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下产生的，而并不是人们生育意愿的真实表现。在执行计划生育多年后，人们的生育势能实际上增大了，使得中国存在不少潜在生育人口。他们的生育意愿由于现实条件有限而潜藏起来，但一旦机会适宜，生育意愿变成实践，生育率就会反弹。

　　虽然潜在生育人口大部分目前处于生产力欠发达的农村，但据调查，在城市中，高收入人群中潜在生育人口不容忽视。

　　据2002年国家计生委的开展的“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表明：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北京、广州、武汉、西安等地白领，选择生育两个孩子的要比希望生育一个孩子的多34．6个百分点。另一个对上海年轻夫妇的调查也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年轻夫妇越来越想多要一个孩子。让专家学者们吃惊的是，文化程度与经济收入“双高”的白领阶层，其很大一部分人的生育观都是二胎或多胎，而且收入越高，对计划生育政策的阻碍因素考虑的就越少。其中，喜爱孩子、希望孩子未来有兄弟姐妹等都是白领们想要多子女的原因。

　　当然，他们并没有违反国家的生育政策，他们之中，或同境外人士结婚，或干脆自己就获得了国外“绿卡”或国籍。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人士就明确表示，对取得外国国籍以及嫁给外国人而仍然生活在国内的，生育多少胎根据所加入国籍及所嫁对象国籍的国家情况而定，国内计划生育部门是不干涉的。另外，借出国机会在国外生育，令孩子自动获得外国国籍以规避国内计生政策的，也是目前部分高收入人士利用的方式之一。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所前所长李伟雄认为，介于目前高收入阶层的人数较少，这样不违法的“超生”在数量上对人口数量控制几乎不会产生影响。但他也同时承认，由于高收入阶层受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力大，很容易对普通民众造成示范作用，破坏了政策法规的公正和平等，甚至引发局部事态失控。

　　超生家庭的“统计困惑”全国超生人口比例可能高达20％至30％国家统计和专家调研的结果都显示，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未出现大规模严重超生现象。按照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数据，2000年全国合计的计生率为94．64％，也就是说，全国仅有5％的家庭存在超生情况。但这却与人们在平常生活中的经验不相一致。记者的同事中凡有亲戚在农村中的，村中几乎都有超生家庭，有的地区的超生家庭比例超过一半。而从普通市民接触到的一些从农村来城市的打工人员中，自己家里或亲戚家里有三个甚至更多孩子的情况也比比皆是。

　　中国的超生人口究竟有多少？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官方网站上发布着多个统计结果，但是记者没有在其中找到超生人口的有关数据。而在各地方上的计生部门网站上，也没有找到类似的数据。

　　其实这不难理解，由于计生工作在对地方政府工作的评价中具有“一票否决”的特点，所以地方政府对于当地计生工作的效果相当敏感。

　　国家统计局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算得中国当年的人口总和生育率是1．22。这个数据在当时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因为这意味着中国2／3左右家庭为1个孩子。国家计生委后又根据卫生、教育等部门提供的数据，将总和生育率调整为1．78。

　　今年7月15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提到的1．8的总和生育率即来源于此。

　　1．8自然是大于1．55的，也就是说，有一部分的实际出生人口并不符合国家的计生政策，属于“超生人口”范围。人口学专家根据总和生育率的实际值与政策值之差估计，每年大约在二三百万人的规模。按照2002年中国出生1600万人口计算，当年“超生人口”的比例在12．5％至18．5％间。如果计算20世纪90年代的“超生人口”，大约在3000万的规模。

　　由于超生现象多发生在农村，所以对于占中国70％的农村人口来说，超生人口的比例可能高达20％至30％。这个数字应当足以让人们感到事态的严重性。

　　“16亿”上限能否限得住即使保持着计生政策的有效执行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也并不会感到人口压力的缓解2000年12月5日国务院发表的《中国二十一世纪人口与发展白皮书》，明确提出了未来人口的控制目标是：2005年控制在13．3亿以内，2010年控制在14亿，在2030年前后，人口总数达到15亿至16亿的顶峰后开始回落，16亿也被普遍接受为中国人口增长的上限。

　　但是，这个目标的实现，是基于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执行下，人口增长速度能够按计划的逐年下降直至停止。如果人口的增长超出了预计的范围，中国人口的上限就将成为一个变数。

　　计生国策执行22年中，中国自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已与20多年前大不相同了。人们似乎开始淡忘曾经的“人口警示”，乐观情绪再次在社会上弥漫，一些观点针对出生儿性别失衡、人口老龄化等问题，认为在中国人口低生育率的情况下，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已过时”，应当“根据时代的特点进行调整”，“着重考虑人性化的要求”，“人口数量控制应逐步退居次要地位”。

　　西方媒体攻击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依据，就是计划生育政策“侵犯人的生育权”。然而，在巨大的人口压力面前，生存权和生育权孰重孰轻，却是他们所忽略的。

　　中国的适度人口是多少？一种观点认为，人口降至7亿以下，对于中国的土地、资源和环境来说更为适宜。有学者进而提出，与美国相仿，中国的人口在2亿至4亿的规模最为合适。但现实是中国现在以及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有限的国土上都将承载高于理论适度值2到8倍的人口。到21世纪20－40年代中国将相继进入人口三大高峰：总人口在2020年至2030年至少达到15亿；劳动年龄人口在2020年达到10亿；老年人口在2040年也将达到3亿以上。

　　对社会来说，这三大高峰的来临意味着，即使保持着计生政策的有效执行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也并不会感到人口压力的缓解。在住房、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的紧张状况将长期化。

　　（据《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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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计生政策微调申报“生二胎”家庭大增

　　近5个月来，上海本地申报“生二胎”家庭数大增。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夏毅6日透露，该现象证明，自今年4月15日起生效的《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开始显效。

　　夏毅称，就目前掌握的统计数据显示，新条例实施5个月来，申报“生二胎”的家庭数量有了显著增加。因为政策微调后，条件相对宽松，更多符合新条件的人士愿意“用足自己的权利”。

　　据该官员分析，目前上海最希望生育二胎的人群分两类。一是收入达到相当水平的富人，另一类是社会底层人士。而新条例推出，夫妻双方均是独生子女的家庭，是此间既符合法定条件又有经济能力负担生二胎的家庭。

　　因为，目前在上海已到育龄期的独生子女占其同龄人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据悉，《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中规定，包括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夫妻中一方为上海市农业户口且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等七类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另外，《条例》还规定了再婚夫妻允许“再生育”的四类条件。

　　据悉，从1993年起上海的人口自然变动已经持续11年负增长，上海已经率先取消了对不生育子女的夫妇的奖励，不鼓励“丁克家庭”。

　　2003年，上海户籍人口出生5．7万人，死亡10．07万人，自然增长率为负千分之3．24。出于养育子女成本增高、就业保障方面等考虑，部分年轻人不愿意生育子女，尤其是一些高学历女青年不愿意因生育而影响自己的事业发展。此外，也有相当持“丁克”想法的女性过了最佳生理时期才下决心生育，高龄产妇越来越多。

　　“如果大家都不愿意生育，社会就无法健康发展。”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夏毅博士说。过去，不生育子女的夫妇能够获得生育独生子女夫妇双倍的奖励，2004年4月15日起实施的《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已经取消了这一奖励。“但是对于那些因为疾病而无法生育的夫妇，社会和医疗机构要尽量给予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