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高收入者为多生育不惜重本，“计生过时论”扰乱视听

　　本报今天消息　据新华社所属《经济参考报》报道：眼下一些高收入者为超生不惜重本。“人口警示”还需警钟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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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媒体曝光度较高的公众人物的多胎现象近来引起广泛关注。如某著名歌手、某著名导演育有多子已广为人知，并也曾引发对此现象的讨论。

　　不少私营企业主也表现出了对生育多胎的兴趣。据记者调查，在浙江、福建、广东等省份的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不少有一定产业的私营企业主就存在生育多胎的情况。在培养“事业接班人”的动机下，企业主往往坚持一定要儿子，有一个儿子还希望要两个。即使是征收高额的社会抚养费，具有支付能力的他们也丝毫不在乎。浙江一个私营企业主，为了生一个男孩而支付了高达40万元的社会抚养费。

　　富人“超生”破坏政策公平

　　虽然潜在生育人口大部分处于生产力欠发达的农村，但据调查，在城市中，高收入人群中潜在生育人口不容忽视。

　　据2002年国家计生委的开展的“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表明：如果没有计生政策的限制，北京、广州、武汉、西安等地白领，选择生育两个孩子的要比希望生育一个孩子的多34.6个百分点。另一个对上海年轻夫妇的调查也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年轻夫妇越来越想多要一个孩子。让专家学者们吃惊的是，文化程度与经济收入“双高”的白领阶层，其很大一部分人的生育观都是二胎或多胎，而且收入越高，对计生政策的阻碍因素考虑的就越少。其中，“喜爱孩子”、“希望孩子未来有兄弟姐妹”等都是他们想要多子女的原因。

　　当然，他们并没有违反国家的生育政策，他们之中，或同境外人士结婚，或干脆自己就获得了国外“绿卡”或国籍。北京市计生委人士表示，对取得外国国籍以及嫁给外国人而仍然生活在国内的，他们生育多少胎，根据所加入国籍及所嫁对象国籍的国家情况而定，国内计生部门是不干涉的。另外，借出国机会在国外生育，令孩子自动获得外国国籍以规避国内计生政策的，也是目前部分高收入人士利用的方式之一。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人口和计生委科研所前所长李伟雄认为，鉴于目前高收入阶层的人数较少，这样不违法的“超生”在数量上对人口数量控制几乎不会产生影响。但他也指出，由于高收入阶层受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力大，很容易对普通民众造成示范作用，破坏了政策法规的公正平等。

　　须防“计生过时论”

　　计生国策执行22年中，中国自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已与20多年前大不相同了。一些人开始淡忘曾经的“人口警示”，乐观情绪再次在社会上弥漫，一些观点针对出生儿性别失衡、人口老龄化等问题，认为在中国人口低生育率的情况下，目前的计生政策“已过时”，应当“根据时代的特点进行调整”，“着重考虑人性化的要求”，“人口数量控制应逐步退居次要地位”。

　　但现实是中国现在以及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有限的国土上都将承载高于理论适度值二到八倍的人口。虽然我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低出生率和低人口增长率的“双低”期，但由于人口基数大，适龄人口巨大，人口数量还将持续增长。到本世纪20-40年代中国将相继进入人口三大高峰：总人口在2020年至2030年至少达到15亿；劳动年龄人口在2020年达到10亿；老年人口在2040年也将达到3亿以上。

　　在计生政策控制下减缓的人口增长，依然保持着不小的反弹势能。如果在生育政策的决策和执行上不能把握住关键问题，就可能带来人口政策的倒退。（侯颖／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