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勤是生态恶化的代名词。

　　当我们要弄清楚人类活动与自然力此消彼长的规律，反思经济社会发展决策的得失，探讨资源的分配与管理机制、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时，民勤又是一个绝好的样本。

　　在这块荒凉的土地上，交织着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演绎着人生的希望与失望、经济的繁荣与衰败。在生态恶化进程中，虽然有自然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起作用，但是人绝对不是一个配角。

　　面对滚滚黄沙，假设有一部时间机器，让我们回到当初，我们还会在一个缺水地方发展高耗水产业，建一个商品粮基地；在水资源已经严重短缺的地方再兴建一座工业城市；不计成本地、毫无节制地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只算经济产出，不计环境成本；任凭上游地区无偿占有自然资源，而下游地区只能咽下处于地理劣势带来的苦果？

　　民勤人正在迁往他乡，从长远来说，退却是一个进步。

　　民勤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甘肃民勤，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三面包围下的一叶绿洲。

　　这里，曾经是一片烟波浩淼的湖海，这里有过短暂的富庶。

　　步步进逼的风沙线

　　祁连山冰川将自己化作大大小小的200多条溪流，而后汇成滔滔石羊河，滋润着河西走廊面积最大的绿洲———武威、古浪、民勤绿洲。地处石羊河流域下游、河西走廊东北部的民勤县，是深居沙漠腹地的一块绿洲。它像楔在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间的一颗钉子，顽强地阻挡着两大沙漠的合拢。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民勤集中了整个石羊河流域生态恶化“症状”。

　　这种恶化突出地表现部分地区特别是下游民勤地区植被衰退，土地荒漠化日益严重。民勤绿洲已死亡沙枣13.5万亩，濒临死亡的白茨、红柳35万亩，已沙化的土地面积累计300万亩，荒漠化面积1.5万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94.5％。历来被视为农田保护屏障的柴湾植被萎缩，名存实亡。流沙以平均每年3～4米的速度前移，个别地段前移速度达每年8～10米。植被退化导致风沙灾害更加肆虐，年均风沙日数达139天。

　　由于地下水的采补失衡，民勤地下水位连年下降，水质日益恶化。上世纪50～60年代，仅凭地上的石羊河水就能完全满足民勤的灌溉需求。上世纪70年代后，随着石羊河上游武威耕地面积的扩大，武威市逐渐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调出基地，上游的引水也不断增加；与此同时，民勤的人口也在不断增加，原有的耕地满足不了发展的需求。人们开始向地下取水，灌溉土地。耕地越开越多，水越采越少。现在民勤盆地地下水水位较上世纪70年代下降10～18米，最大20米。民勤的水咸，民勤人在招待客人时端上特产的茴香茶或给水里搁上几勺白糖。因为反复地灌溉、抽取地下水，使地下水的矿化度明显升高。

　　上下游的利益角逐

　　地处石羊河下游的民勤与中、上游的武威因用水的矛盾，自隋唐以来争讼不断。最早的水事纠纷记载是康熙61年（1722年）的洪水河案，其后先后有羊下坝案、白塔河案等。直到建国后，两地矛盾并未缓解，反而进一步加剧，最终在1962年酿成震惊一时的“炸坝事件”。

　　1962年天大旱，由于上游修库围坝忽视配套工程建设，而且一些农民在泉源地区开荒，破坏了水源涵养林，流域水量大幅减少。而此时拥有用水优先权的武威却护着水渠不给民勤放水，流下来的水半路上又被武威截走引到田里。民勤人对于水的渴求终于转化成集体愤怒，时任民勤县县长李玉新带人在武威七条沟埋放黄色炸药……

　　事件在当时武威专署的制止下未能付诸实施，但直接促成了“三县分水”方案的诞生。

　　1963年甘肃省政府、武威专员公署召集当时的武威县（现凉州区）、永昌、民勤三县人员协商，颁布了关于三县分配使用石羊河水的《用水问题规定》，也就是现在被人提起的“三县分水”。“三县分水”规定：自武威县的石羊河、西营河，永昌县的东大河每年向民勤调水。“三县分水”基本上满足了当时民勤的用水问题，矛盾暂时得以缓解。

　　1981年一座新兴的地级市———金昌市诞生。作为中国最大的镍生产基地，金昌被喻为“镍都”。此时，原本是武威管辖的永昌县同时划给了金昌市，从永昌流下来的东大河水也自然先流到中游的金昌市，后流到武威境内。

　　矛盾也因此而来。

　　随着金昌市城市、工业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人口增加，原来“三县分水”中自永昌县东大河调往民勤的水越来越少，“三县分水”已很难执行。到上世纪90年代初，甘肃省政府不得不在原来“三县”中加入金昌市，形成“三县一市”的分水方案，要求金昌市必须向下游放水。但这个方案一开始就根本不可能得到执行。为了保证金川公司的生产，就是处于上游的永昌农民也不得不让地里的庄稼旱着，更何况处于下游的民勤。

　　最后的可供开发的栖息地

　　历史上石羊河水一路奔涌，北流到今民勤的中渠、西渠、东湖乡一带的湖区，汇成面积约500多平方公里的内陆大湖———潴野泽，《尚书》与《水经注》中均有记载。汉武帝时，边防驻军与移民在匈奴人的祁连牧场开始了最早的屯垦，湖面从那时起开始萎缩。至南北朝时期，潴野泽已被分为东西二海，东海潴野泽，西海休屠泽。但直到上世纪50年代，石羊河依旧有水注入其终端湖———青土湖。自从1958年红崖山水库建成，红崖山水库就成了石羊河的终端湖，石羊河再也流不到“湖区”。

　　“邓马营湖是现在石羊河下游现存的惟一一片湿地，鄂博海子是这一片湿地中最后的水面。”陪同我们考察的石羊河流域管理局的方工说。

　　出民勤县城东不多时，我们就进能看见一座一座的半固定沙丘，农田依靠着水渠在沙丘的边缘艰难地生存着。

　　邓马营湖所在的南湖乡以前是一个不足100户的纯牧业乡，距民勤县城65公里。现在这里有1042户来自中渠、西渠和东镇的“湖区”移民，这里也是整个民勤绿洲最后仅存的可供开发的栖息地。

　　在车上民勤县水利局的同志告诉我们：“邓马营湖是一个典型的湖积盆地，大气降水和沙漠边缘的凝结水占整个盆地水源补给的53％，地下径流占47％。维持这里生产生活的用水主要是47％的地下径流，地下水采补平衡时年开采量可达4000万立方米，供8万亩耕地灌溉需要，而现在已开发出不到6万亩。”

　　“那就还有两万亩的开发潜力，也就还可以再移一部分群众来这里？”记者问道。

　　“可以这么讲，但一定要注意，不能再犯昌宁的错误。”水利局的同志严肃地说。

　　昌宁是上世纪60年代民勤开发出来的一个纯井灌区，经过30多年的发展，由于人口激增，水资源矛盾相当突出，已经出现村民“抢水”的局面。

　　65公里的路我们走了4个多小时才到南湖乡政府所在地。

　　南湖乡乡长带我们去看鄂博海子。汽车在沙漠与荒漠间的路上迂回行驶，窗外重复的总是同样的景观———荒漠与依靠着水渠的农田。走了约半个多小时，乡长指着车窗外的一排废弃掉的破房子说，这是以前的乡政府。沙进人退，乡政府也搬了。

　　荒漠里的路走到了头，汽车再也无能为力了，我们只好徒步走进腾格里。翻过沙丘，方工指着前面说：“你看，这就是鄂博海子。”那是一大片白花花的盐碱地，盐碱地中间有不大的一滩水，两边稀疏地生长着几片草，水面的对岸有几峰喝水的骆驼和羊群，四周环绕的是高高的沙丘。

　　“今年是个枯水年，海子水面缩小了许多，去年水面在咱们的脚底下这个地方。”乡长说。

　　可即使在脚底下，水面也决不超过500平方米。

　　指着喝水的骆驼和羊群，乡长说：“这几峰骆驼和羊是沙丘对面一户人家的，他们是民勤最南面的一户人家，再往里走就进腾格里深处了，就是阿左旗的地方了。”

　　爬上沙丘，果然看见有几棵树掩映着一户人家孤独地伫立在茫茫沙海中。站在沙丘上，左边是孤独的海子，右边是孤独的院落，前面是一座连着一座起伏到天边的沙丘。

　　只有两户人家的村庄

　　石羊河的汩汩清流汇集在民勤县北端的5个乡镇附近，历史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内陆淡水湖———“青土湖”。据当地的老人们回忆说，那湖一眼看不到边，周围是芦苇荡和水草，湖里有鱼，湖上有野鸭子和水鸟，沿湖的东湖镇、收成乡、中渠乡、西渠乡和红沙梁5个乡因此被称作“湖区”。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到上世纪90年代，这里已被滚滚黄沙掩埋，成为中国第三大沙漠巴丹吉林沙漠的一部分。民勤历史上最富庶的5个乡镇，渐渐沦为贫困地区，湖区群众也陆续迁往他乡。

　　我们走进了中渠乡煌辉村四社。这是一个只有兄弟两家的村庄，哥哥盛禹国，弟弟盛汤国。村里的其他人都已陆续迁到了别的地方，离开了这个即将被沙漠吞没的地方，留下了被揭光了屋瓦、拆完了椽檩的一座座废墟。在沙海中，残破的炕洞像一张呼救的大口。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民勤的“生态难民”越来越多。有计划的移民始于1997年，主要是在民勤县搞内部移民，陆续把湖区8.3万人口中最困难的2500人移到县城东南部65公里处的南湖乡。从2003年1月起，县政府又开始启动政府移民计划，有组织地把湖区人口向新疆迁移。但更多的移民是自发的，仅从1998年开始到2003年，湖区群众投亲靠友，去内蒙古的阿拉善左旗、右旗和新疆的有1.2万多人。

　　据盛禹国介绍，村子最多时有24户人家，从上世纪70年代就有人开始往外搬了。

　　我们问：“那你为什么不搬？”

　　“搬不走嘛，能搬我也早搬了。我会点电焊的手艺，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外面打工了，家里的其他人种地，所以以前家里还算是全村比较富裕的，但后来没有水了，地也没法种了，政府就组织移民，先移比较困难的，自己情况还不错，就没移成，现在想移也走不成了！”盛禹国点了根烟说。

　　“村子外的那一户人家是你的兄弟吗？”我们又问。

　　“是孩子四妈家，我们兄弟4人，分别取名尧、舜、禹、汤，他叫盛汤国。名字取得很好，家里人希望能像大禹一样治水，现在却反倒被水所制。不过我们也快要搬了，到明年这里就不送电了，不搬恐怕也不行了！”盛禹国又笑了。

　　然而对于民勤，移民又是一项何等艰难的工程。

　　“我们的群众和迁往地的人在文化和心理上的不认同感是我们移民工作中的一个大问题。许多移到外地的民勤人因此又都陆陆续续回到了民勤。”

　　“当地人歧视我们迁去的移民，在他们看来我们就是实在过不下去了，穷得实在没办法了，才去他们那里。我们的群众受不了那种眼光。”民勤县水利局的同志说。

　　“不是有吊庄移民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吗？”

　　“吊庄移民的确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办法，但吊庄移民一次性投入大，单靠我们民勤自己的力量很难完成。”水利局的同志解释说。

　　事实的确如此。建国以来，民勤湖区作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为上游和其他地区做出了重要贡献。按平均每年为国家提供商品粮280万公斤计算，50多年累计就达1.5亿公斤，而粮食是高耗水作物，以每公斤小麦耗水1.41立方米计算，湖区就以“虚拟水”的方式向外输出水资源1.95亿立方米。与此同时，湖区从建国到现在累计投入近亿元巨额资金用以防治荒漠化，这在严重削弱自身原始资本积累基础的同时，直接减轻了上游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生态成本投入，等于湖区又以“虚拟资本”的方式无偿支援了上游其他地区的发展。长期的资源输出和资本透支，不仅加剧了湖区水资源危机，而且直接影响了湖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资本积累。目前湖区累计贷款沉淀已达6000多万元，人均负债750元以上。单靠湖区群众自己的力量解决生产生活问题，实际困难相当大。

　　反思，反思，再反思

　　大漠夕阳，一匹骆驼，八旬老翁。

　　老人眉心紧蹙，眸子中满是焦灼。

　　他是全国著名的石羊河流域问题专家———年近八旬的左凤章先生。左凤章1946年毕业于现在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一直从事石羊河流域水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即使在退休后，他还一直关注石羊河的问题，没有经费支持，他就自己出钱跑野外，曾有过70多岁自己出钱雇骆驼进邓马营湖的传奇经历。

　　提起石羊河，左老的话就滔滔不绝，根本不像年近八旬的老人。

　　———“解决石羊河流域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落实流域管理机构，使流域管理机构能全流域协调，综合制订流域治理规划和相应的规章制度，合理解决上、中、下游的用水问题。把包括执行流域规划在内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作为考核政绩、任用干部的重要标准。优化配置水资源，增加生态用水的比例。”

　　———“必须实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内整个产业结构战略的调整，以水定发展规模，以水定结构布局，努力提高生态建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最近有消息报道说2010年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就要上马了，我听了很兴奋，因为，在引硫（磺沟）济金（昌）和引大（通河）入秦（王川）工程已完成的情况下，增加新的、大的水源对石羊河来说已经很难，而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和大柳树或小观音甘肃灌区工程对石羊河就更是至关重要了。”

　　老人对这项工程充满了期望。

　　也许这也是民勤最后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