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一国两席”模式的由来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09日12:02 南方周末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两岸问题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提出了许多振聋发聩的独到见解，并亲自付诸实践，在第一线做了大量工作。作为一个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兹就小平同志提出的在亚洲开发银行的框架内实现“一国两席”的设想，作一点回忆。

　　小平同志关于在亚行实现“一国两席”的设想，是在1983年6月26日会见美国华裔学者杨力宇接受提问时，最先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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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背景是：(一)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把台湾当局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随之，在1970年代初期，联合国各专门机构(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外)都相继贯彻了联大2758号决议，驱逐了台湾当局的代表，恢复了我国在各专门机构的合法席位。当时，尽管我国也曾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像其他联合国专门机构一样，贯彻联大2758号决议，“驱台纳我”。但不同于其他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一国一票的投票机制，这两个机构实行的是加权投票机制。因此，在这两个机构内美国在重大问题上是拥有否决权的。当时，中美两国关系尚未正常化。由此，这两个机构在美国的操纵下，一直未能按照联大的2758号决议采取行动。同时，我国当时尚处于“文革”时期，把两个机构定性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御用工具，在我国方面也不急于去推动这两个机构解决“驱台纳我”的问题。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美国卡特政府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授意这两个机构主动与我国接触。此时我国正处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了战略上的伟大转折，需要同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支柱的这两个机构探索合作的可能性。这样，在1980年初，这两个机构相继派出代表团来到我国，就按照联大2758号决议的精神，“驱台纳我”，恢复我国在这两个机构的合法权利，达成协议。这使我国在实现多边经济合作方面打开了新的局面。

　　(二)亚行是1960年代中期，由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经济社会委员会前身)创议筹设的，于1966年12月正式成立。当时台湾当局还据有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因此，按亚行章程的规定，它就以联合国会员国的身份，作为亚行的创始成员，参与建立亚行。在1980年代初，我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恢复合法席位以后，巴基斯坦等对我友好的亚洲邻国，就建议我国应该把加入本地区最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提上议事日程。因此，在1983年的2月，我国政府以吴学谦外长的名义，正式致函亚行行长藤冈真佐夫，表达我国政府决定参加亚行的意愿，并要求按联大2758号决议的精神解决台湾的会籍问题。由于亚行是在1966年成立的，台湾当局是以它当时实际控制的面积、人口等经济社会数据为依据的，因此我们不能提恢复合法席位的问题，但要求按联大2758号决议的精神，解决我国加入亚行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要求“驱台纳我”。据了解，亚行当局接获我国政府的要求以后，曾从政治、法律等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根据亚行的章程，我国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理应接受我国为亚行成员国，但又不能取消台湾当局作为创始会员的会籍。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专门通过有关法案的附加条款，威胁称：如果亚行驱逐台湾，美国要停止对亚行的资金支持。另外，尽管亚行执董会的大多数成员来自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支持我国加入亚行，但在美国的压力和影响下，对驱逐台湾，都不同程度地有所保留。这就使我国加入亚行一时成为僵局。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邓小平同志会见杨力宇，在回应杨力宇的问题(中国在加入亚行问题上，是否可以不要求驱逐台湾？)的时候，立即表示：可以考虑把台湾改个名称留下。对杨力宇提出的这个当时高度敏感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果断地作出了回答，显然，他对此是思考有日，胸有成竹的。我们体会，这是邓小平同志为呼应他自己不久前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而抓住我国决定加入亚行这个契机，利用亚行这个独特的平台，而抛出象征性的试探气球。这在实际上调整了我国在多边领域长期执行的一概“驱台纳我”的思路，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

　　从这以后，中、日、美以及海峡两岸之间直接间接地就此进行了长达两年半的非正式磋商。亚行行长藤冈主持了这一全过程，为此他与台湾当局接触20多次，其中秘密赴台8次，与我方各层次有关人员会晤30多次。两年多的非正式磋商的中心议题是台湾当局如何改称。据不完全统计，曾经提出过20多种改称方案，最后为各方所接受的方案是“中国台北(Taipei China)”，这是藤冈提出的，最后得到美国的认同。

　　在这一过程中，各有关方面的最高决策当局都直接参与。李先念主席于1985年5月访问美国，会见里根总统，曾当面向他转达邓小平同志在此问题上的口信。吴学谦外长与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财政部长里甘也就此问题多次直接接触。日本总理大臣中曾根、外交大臣安培、大藏大臣竹下登，曾多次分别会见藤冈，面授机宜。在最后关头，里根政府曾派特使秘密赴台，会见蒋经国，施加影响和压力。这个问题实际上成为海峡两岸以及中、美、日之间关于两岸问题的一次重要较量，更是中美两国最高决策层审时度势、从各自的战略考虑出发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

　　1985年11月，中国与亚行当局达成的备忘录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的惟一合法代表加入亚行，台湾当局改称“中国台北(Taipei China)”保留亚行成员资格。这实际上是确认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在亚行的框架内，实现“一国两席”的格局。

　　我国与亚行当局就我国以中国惟一合法代表的身份加入亚行，台湾当局改称“中国台北(Taipei China)”保留亚行成员资格达成协议，这在台湾还是处在蒋经国当政的年代。蒋经国是严守一个“中华民国”的底线的，实行“三不”政策(不接触，不交往，不谈判)，因此对这个协议采取反对的态度。在我国完成加入亚行的全部手续，正式加入亚行以后，台湾当局连续两年对亚行举办的一切活动采取了抵制的做法，但在美国的压力下也没有作出更强烈的反应(如台湾的部分舆论所叫嚣的“全盘退出亚行”的行动)，实际上应该说还是默认了这项协议。到了1988年，蒋经国去世，在李登辉执政初期，尽管台湾当局对改称在表面上仍然采取拒不承认的态度，但已经改变了抵制亚行一切活动的做法，客观上逐渐接受了“一国两席”在亚行的框架内正常运作的现实。特别是到了1989年，亚行在北京举行第二十届年会，我国同意台湾财政部长郭婉容以亚行理事的身份率代表团前来北京参加年会，这是国民党败退台湾岛40年以来国民党高层官员首次公开进入大陆，举世瞩目。年会期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李贵鲜以亚行理事会主席的身份宴请各代表团时，陈慕华、李贵鲜、王丙乾等我国财政金融界的高层人士与以郭婉容为首的台湾代表团主要成员相聚言欢，气氛融洽。从此，开始了两岸在亚行框架内的多层次多形式的交往。可以说“一国两席”模式对两岸来说是一个双赢的格局。

　　在今年5月20日台湾领导人陈水扁就职以前，5月17日中台办、国台办受权发表声明，提出在未来四年内只要台湾当局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就可以采取七项措施来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其中第七条措施建议：通过协商，妥善解决台湾地区在国际上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活动空间问题。可以说，这条措施早在近20年前，在亚行框架内，以特有的曲折、甚或隐性的方式已经进行了一次基本成功的实践。孔繁农（北京）(作者为亚洲开发银行中国首任执行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