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暴露出来的承德外八庙文物失窃案被视为中国文物界的“第一大案”，虽作案手法并无高明之处但作案时间却相当长——从1992年开始至2002年事发，整整跨越了十年。这起内盗案所暴露出来的管理漏洞、体制漏洞乃至法律漏洞，具典型意义。相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桩案件作为“标本”会被屡屡提及。

　　最近，这桩大案的第一男主角李海涛等来了一审死刑宣判;与此同时，与此案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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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一位当事人因其特殊身份和背景，也成为近期媒体有关此案报道的又一男主角

　　幽静小院的惊天大案

　　9月1日中午，承德郊外的“须弥福寿之庙”里，游人寥寥。入门不远的右侧，是一座朱红高墙围起的独立小院。拾级而上，发现厚重的木门从里面被紧紧锁住。从门缝向内窥探，空旷的院子里只有一个保安百无聊赖地斜躺在椅子里。

　　小院里面那幢名为“御座楼”的两层楼房，是承德外八庙管理处的文物库房——7000多件馆藏文物集中于此，使其可能拥有价值连城的身价。在一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这座小院安静而空寂。所以当两年前内地文物失窃新闻由香港突然爆出时，没有人会将此与这个不引人注目的小院联系起来。

　　2002年10月28日下午，香港金钟道万豪酒店，佳士得拍卖乾隆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坐像，底价为200万～300万港币;另一件乾隆时期银坛城(坛城是佛教徒理想中极乐世界的模型);这两件物品上保留的原始标签，上面分别有“留平××号、复查××号、故××号”字样，使人怀疑是故宫藏品。国家文物总局从被提供的编号入手，查实它们确属故宫文物，调拨单显示，已经分别于1972年和1974年调至承德外八庙，均为国家级馆藏文物。警方后来发现，此次拍卖共49件物品竟然有46件涉嫌来自承德。

　　当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慈禧太后从承德调拨大批文物进京。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为使文物免遭战火洗劫，故宫博物院曾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文物南迁，大批文物迁往南京保存，而部分未南迁的文物则被清点标号封存当时的北平，因而留下“留平”、“故”等标签。六七十年代，为充实地方博物馆，国家文物局从故宫博物院调拨近十万件文物到各地方博物馆，返还原属承德避暑山庄及外八庙的部分文物，并另拨了原存故宫博物院的部分文物。

　　对于被拍文物的来源一时众说纷纭，一度更有传言称是从北京故宫博物院“运往山西途中失窃”，以致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朱诚如不得不亲自出面否认。

　　承德警方并没有让种种猜测保持很长时间，侦察进入第十天时，目标便被锁定。“从侦破角度来讲，此案难度并不算大。”警方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最初，“所有有机会接触文物的工作人员毫无例外地接受检查”，但随后发现了更换文物编号、涂改记录和账目的线索，诸多疑点集中在承德外八庙管理处文保部主任李海涛身上。

　　2002年12月7日，李海涛被承德警方传讯。同一天夜间，专案人员从李海涛其妻陈某在承德县一偏远小山村居住的干妈家，找到了大批尚未出手的铜鎏金佛、古画、玉器等馆藏文物。清点时，摆满了满满一炕。在土炕的一角扔着的一个破旧的布娃娃的腹中，公安人员竟找到了一张84万元巨款的存单。

　　从人才到大盗的距离

　　从弥须福寿之庙出门向左百米有余，便是李海涛所在的工作单位——外八庙管理处。“李海涛？”许多人听到记者问起这个名字，先是一愣，然后是一言难尽的表情。从某种角度说，李海涛是使他们陷于集体“不名誉”之人，但对于李海涛，大家并没有表现通常会有的憎恶或痛恨，更多却是惋惜和不解。

　　在2002年12月被正式逮捕之前，李海涛刚以文物界专业人才的身份，得以享有承德市每月100元钱的“拔尖人才”津贴。

　　1981年，从部队转业回承德的李海涛被分配至承德市文物局，在外八庙管理处做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那时，李海涛只有21岁。

　　李海涛的工作被通俗地称为“看庙的”。“他那时挺苦的，工作地方离市里挺远，他看的那个庙一年四季不见阳光，我每次带客人去，就看见他穿着军大衣，缩在角落里捧着一本书在看。”当地一位曾在旅行社工作过的工作人员这样回忆他。

　　李海涛的努力很快使他赢得了机会。一位工作人员记得，不久在挖掘附近一座古庙时，意外在屋檐上发现了两幅古画，但已经破损不堪。后来是李海涛找到沈阳的故宫博物院得以修复。

　　李海涛在专业领域的优势很快确立，并得到认可。他很快得到去复旦大学进修的机会，学成后不久，又当上了文保部副主任。李海涛的业务能力至今无人否认。他对藏传佛教颇有研究，他以“彼岸”为名，写了《承德欢喜佛之谜》、《藏传密宗佛像考证》、《佛门探艺》等书，工作人员说，出事前皆在景区有售。

　　对李海涛相对一致的评价是“节俭”。一年四季骑着辆破自行车、背着小而旧的军用书包，是李海涛给人最直接的印象。作为外八庙的“文保处主任”，李海涛的收入比在庙里工作的一般人员高了一截，但其穿着之朴素，却是连“看庙的”工作人员都有些看不上的，“平时就穿着工作服——蓝色的粗布大褂走来走去，背的破军挎直到被抓前不久才换成皮的”。

　　李海涛的节省有时甚至到达“吝啬”的程度。“为了省午饭钱，他休息那天也要跑到单位来吃，而我们中午饭一顿就五毛钱。”管理处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李海涛在法庭上将自己最初的动机归结为“心理不平衡”。刚到文物局时，李海涛看到文物管理没有章法，他承担起这一工作。“以前这里的文物都是分散保管，而他进行了编号、清理归档，使之规范化。”7000多件文物由此归档入库。其律师说，那时的李海涛应该说是心无杂念的，“当时文物连档案都没有，如果想偷的话，那时候就偷了”。

　　李海涛认为自己劳累的代价只换来了领导年终的一句口头表扬，平时无所事事的人反倒成了先进，自己所得到的所付出的并不相衬。于是内心渐渐失去了平衡。

　　还有一种说法将矛头指向其家庭。一位同事说，生性老实的李海涛给人的感觉是在家里一直被看不起，几年前曾传出李与其妻陈某离婚，后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一年前又复婚。李海涛此举也许是为自己的“后路”作打算。

　　由承德检察院提交的起诉书中，认定李海涛盗窃文物总数为288件，目前，承德警方已追回234件，其他有下落的文物也正在追缴。到了后期，李海涛的犯罪动机显然不是“心理失衡”就足以解释的。

　　李海涛的生意场

　　据李海涛自述，他第一次“下手”是在1992年。并不能断言彼时的李海涛就有了卖文物谋财的完整计划，但得手之顺利以及风险之低，无疑极大地“鼓舞”了他。“出手快、来钱快，也没人管、没人问，李海涛的胆子越来越大。”案子的主审法官这样总结。在庭上，李海涛的表现相对镇静，法官由此说，“这说明他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有思想准备”。

　　1993年，李海涛见到来承德旅游的闫峰夫妇。闫峰是李海涛在复旦进修时的同学，当时刚刚辞去公职做古董商。两人见面诸多细节不为外人所知，但重要的一个结果是，李海涛将外八庙的一件文物转瞬换来了闫峰的4万元现金，此后开始了两人往来数年、16件文物的交易过程。

　　吴洪宽是李海涛在复旦进修时结识的另一位同学，时任海城市博物馆文保所副所长，公职之外兼做宠物生意，李海涛先是用手中的一件文物换了吴洪宽的两只宠物狗，然后同样成为吴洪宽的稳定货源。

　　闫峰、吴洪宽的出现为李海涛开启了一扇窗。如果说之前的李海涛有动机、有条件、有“货源”，那么这两个人则使他的“生意链”完整起来。其后，李海涛由吴洪宽而结识了职业文物贩子王晓光、再由王晓光结识更具实力的买家。后来，李海涛几乎成了有求必应的“供货商”，外八庙的库房成了他自家后院，外面有什么样的需求，他便从中“提”什么样的货。

　　在工作场合的李海涛经常挎着小包，往来于库房和办公室之间，“他平时也经常来库房清账、点账，另外，文物的布展、除尘或是调换，都有他身影，大家早已习惯了，从来没有人怀疑他在干什么。”外八庙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

　　李海涛后来在向警方供述说:“我们进出文物库是有规定的，进库时必须两人以上，出库不能带任何东西。我主管文物库，文保部的其他人对我没有任何约束力。但我从未一个人进过库，当我和几个同事一同进库后，我就安排他们到别的库区做一些日常工作，我趁没人注意的时候，将文物伪装好，等一起出库时带出来藏在办公室床下或橱子里。”

　　李海涛说，小件文物一般是装在纸箱子里，上面放些文档为掩护带出库房;大一些的东西用展布包上，让同事或外边的临时工帮助抬出去。进出的容易使李海涛胆子越来越大，一尊近一米高的佛像曾被他以60万元价格卖掉，后因对方嫌不吉利而遭“退货”，李海涛竟又自如地将佛像送回库里。

　　李海涛在近十年的盗卖活动中，所得到仅320万元人民币和7.2万美元的赃款。从结果来看，李海涛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财富，于他而言更多的只是短暂的数字概念而无多少现实意义——据李海涛交待，他用这部分钱买了两套房产，还收购了一些古玩和工艺品，剩下的钱根本未动，案发后如数上交。他惟一花掉的可算作为满足“个人私欲”的钱是为了个人出书而花的10万元。记者◎李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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