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学者郎咸平近日公开质疑“有关国企产权改革”，社会各界对此的反应颇耐人寻味：有官方背景的理论界，即所谓有话语权的人士大多对郎持保留态度；而民间却几乎呈一边倒形势，有90%多的人完全支持郎的观点。一直以改革先锋自诩的理论界与广大民众的态度在同一问题上形成如此巨大的反差为近20年来所少见。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20多年来，以舆论争论的焦点问题划分，大致可分为几个阶段：
上世纪整个80年代可以说是“主义”之争，就是所谓“姓”什么的问题。这也可说是告别理想主义或教条主义，进行市场经济启蒙教育的时期。上世纪90年代可称为“方法”之争。这时的争论大都局限在具体措施的选择上，如非公有制经济应进入的领域等。进入新世纪后，大致看来，可以概括为“利益”之争。上世纪80年代大多数人们还不清楚自己将来会属于哪个阶层，还在为捍卫自己的观点或主义而争。上世纪90年代是各个利益阶层形成的时期，所谓“大家都忙着赚钱”。而现在则是各个阶层利益范围大致明确的时期，所以现在人们的争论基本上都有明确的利益诉求。如股市上的全流通问题、股抵债问题，就是中小股民与大股东的利益之争；还有如取消行业准入限制、信贷问题、土地问题、保护私产入宪问题，一直到今天的郎咸平与顾雏军的这场大论战，利益之争是再明显不过了。
在所谓“利益之争”阶段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公平的原则！目前“郎顾之争”之所以引起这么大反响，并不是简单的如何对待企业家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争论国有企业能否搞好，公有制与私有经济谁更有效率的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人们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能否公平进行的担心。十多万亿元的国有企业资产是全民的财产，人们应该关心，也不可能不关心。
人们在改革实践中意识到了自己的利益，这是社会的进步。要保证自己的利益，就需要强调公平。关键是要健全法则，严格按法律法规办事，并且要加强监督，包括广大职工群众的监督。但在现代社会中，公平不是恩赐的，不是天赋的，而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争取得到的。这就需要在改革中引入协商机制、谈判机制。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在实施一些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措施时，试行了听证会制度，这虽然没有法律效力，但毕竟有了一种协商的形式，为什么不沿着这个思路再走下去，向更广阔的领域去发展呢？
不同的社会群体发生意见分歧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能坚持原则和真理，能对话和协商，或许在寻找社会公平的过程中，人们会达成新的共识。
(作者张曙光，原载于9月12日《中国经营报》，本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