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擦鞋部落里的女人们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12日13:40 新华网

　　编者按

　　“擦鞋嫂”成了湖北省监利县的劳务品牌，当地媒体做了大量报道，认为监利“擦鞋嫂”渐渐走出一条颇具特色的劳务输出之路，趟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条新路。然而，记者通过深入调查发现，“擦鞋嫂”一个个辛酸的故事背后，隐藏着不容忽视的土地问题。本报将作连续报道来解读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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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则“擦鞋嫂成劳务品牌”新闻的追踪报道

　　在许多城市的大街小巷，经常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社会群体的存在：一张板凳，一个箱子，几位妇女扎在一起，看到穿皮鞋的人就喊：“擦鞋吗？擦皮鞋！”人们通常把这些人统称为擦鞋女。而在擦鞋女中，又以中年妇女居多，这些中年妇女自然被称为擦鞋嫂。

　　曾几何时，重庆农民靠一条扁担进城务工，被亲切地称为“棒棒军”，以“山东好汉”冠名的保安队如今在全国各地广受欢迎，此外还有陕西“米脂婆姨”、四川“川妹子”等，也都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家政服务品牌。而当湖北省监利县政府(该县棋盘乡原党委书记李昌平因“三农问题”写信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而使其一夜闻名全国)借助一些地方新闻媒体把全县16万农村妇女进城务工、特别是其中许多年龄偏大的妇女进城擦皮鞋的现象宣扬为“‘擦鞋嫂’成为劳务品牌”，并借此标榜为政绩时，不能不让人感到深深的担忧。

　　讲述擦鞋嫂的故事

　　马桂莲今天的生意看来不错，早上出来没多久就已经赚了五六块钱了。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汉不知不觉就已进入秋天，早晚的温差开始拉大，早上的太阳也变得懒散起来，8点多了才漫过树梢照到水果湖一条马路的北边。路边上有不少小吃的摊点，武汉特有的“热干面”的香气弥漫在马路上。

　　擦完一双鞋后，马桂莲抬头看了看头顶上的太阳，向旁边的姐姐马桂菊说了一声，提着擦皮鞋的工具箱跑到了马路对面。她选了一个街角，街的两旁都是卖早点的小摊，武汉人管吃早饭叫“过早”，来这边“过早”的人还真不少，人来人往地煞是热闹。

　　马桂莲坐在擦皮鞋的工具箱上，眼睛直盯盯地瞅着路上来来往往的一双双鞋子，只要一看见穿皮鞋的，她就习惯性地喊一句：“擦孩子(鞋子)！”

　　马桂莲来自湖北省监利县的李沟村，40多岁的模样，家里种着7亩多地。丈夫全年在家种地，她每逢农闲就出来擦皮鞋挣点钱。家里有三个孩子，大儿子18岁了，早就辍学，现在跟着别人学裁缝。两个女儿还在读书，一个读初中、一个读小学。马桂莲向记者说起这些的时候，显得很兴奋。对于她来说，除了擦皮鞋的，主动来跟她聊天的城里人实在是少之又少。

　　“种地赚钱还是打工赚钱？”

　　“都赚不倒(到)钱。”马桂莲一边收拾自己擦皮鞋的工具，一边和记者聊天。

　　“国家今年不是减少了农业税吗？你们老家那里种地还要交多少钱呀？”

　　“上面说少交税，下面还不是要来敛，乡里、村里和组里都来敛钱。我们家五口人一年要交800多块钱。人少的，两三个人要交300多块。”

　　“孩子上学每年要花多少钱？”

　　“两个人加起来要3000多块。”

　　这时，一位中年人一屁股坐在了马桂莲面前的椅子上，脚一伸，头抬都不抬地盯着手中的报纸。马桂莲立刻拿出鞋油卖力地干了起来，记者只好识趣地让在一边，跑到马路对面和马桂莲的姐姐聊聊天。

　　太阳渐渐地开始发威，路上的行人纷纷打起伞来，马路北边显然已经不适宜做生意了。马桂菊也提着擦鞋工具，摆摊在妹妹的旁边。姐妹俩的生意今天真不错，不少的人们“过完早”，就顺便来她们的摊位上擦皮鞋。

　　早上快10点的时候，人渐渐地少了，姐妹两个坐在一起开始聊天。不一会，马桂莲走向旁边的一个小吃摊，要了三杯豆浆。记者这时才发现她们到现在还没有“过早”。马桂莲把其中的两杯豆浆给了小吃摊旁边两个擦皮鞋的小男孩，这两个小男孩看上去只有十几岁的模样，每人都守着一个擦皮鞋的箱子。

　　记者跟着马桂莲姐妹穿过水果湖热闹的步行街。不一会，姐妹两个分开了，记者跟着马桂莲穿过一条卖菜的小巷，巷子里还有不少人在买菜，马桂莲也不时停下来问一下，然后就向前走。

　　记者跑上去继续跟她聊天，她显得很兴奋，被人跟踪，对她来讲还是第一次吧。

　　“你一般几点出来，几点回去？”

　　“我们一般早上6点就出来了，晚上九十点才回去，一天都在外面转。”

　　“那你们怎么吃饭？”

　　“经常是买点馒头、包子，随便吃点。”

　　“自己买菜做饭吃吗？”

　　“也买，一般晚上买。自己动手搞点吃。”

　　“自己也买米吗？”

　　“米呀？不买，米和油我们从家里带过来。”记者粗略地算了一下，从李沟村到监利县城要走将近1个小时的车程，而从监利县到武汉市要5个小时的车程。同时记者还了解到，刚才那两个男孩是她姐姐马桂菊的儿子，放暑假了，来武汉擦皮鞋赚点钱。

　　像马桂莲这样的擦鞋嫂在武汉街头随处可见。在武昌家乐福超市旁边的马路上，许多擦鞋嫂“排排座”，“擦孩子(鞋子)！擦孩子！”的叫声此起彼伏，可谓是一景。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些擦鞋嫂出来的原因五花八门，每个人的擦鞋箱里都装着自己满满一箱的故事。

　　记者采访了武汉街头30多位擦鞋嫂，发现她们在武汉的境况普遍不好。在武昌家乐福超市门口不大的地方，“排排坐”的就有6位擦鞋嫂。据其中一位擦鞋嫂介绍，她们的生意很难做，擦鞋子的人太多了，价钱又便宜，一天下来能赚到20元就很不错了。而且，在她们这些擦鞋子的人当中，争生意的事情经常发生，本来约定俗成擦一双鞋子一块钱，但一下子来两位客人的时候，有的人为了争生意就两个人一起只要一块钱。有时，碰到耍无赖的客人，擦完鞋子不给钱，白擦了不说，鞋油还要搭上，擦鞋嫂们戏谑地称之为“擦了飞机”。除了同行之间的竞争外，城管人员对她们的“围追堵截”也让她们头疼不已，一旦被城管人员抓到，所有的家当就要被没收。而一套擦鞋工具买下来要20多元，得费一天的工才能赚回来。

　　除此之外，这些擦鞋嫂进城务工居住的地方条件一般很差。马桂莲跟记者说她住在一个叫高王村的地方，记者特意去看了一下，高王村的环境让人触目惊心。高王村位于武昌一个比较边缘的区域，周围已经盖起了几栋很高的建筑，在这些高楼大厦的映衬下，高王村显得特别的渺小。高王村里大都是低矮的平房，道路狭窄而且低洼不平，村里有一个煤厂，煤厂的烟囱冒出的黑烟使得周围的建筑都被蒙上了一层黑色。从煤厂走出来的工人都赤膊，脸上身上落有一层黑黑的煤渣。而这种地方却是大多擦鞋嫂在这个繁华大都市居住和生活的空间，高王村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按照我国农村的传统观念，家庭妇女一般是一个家庭中的“贤内助”，丈夫在外打工，妻子在家种地和照顾老人和孩子，这在当前中西部农村已成为一种典型的生产模式。然而，随着大批农村妇女劳动力进城务工，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均衡模式也随之被打破。面对生意的难做和生活的艰难，擦鞋嫂们为何还愿固守在城市里不肯回家呢？

　　“农村留下的都是61、99！”

　　记者对“擦鞋嫂”现象的关注，来自今年3月湖北一家党报刊登的一篇题为《“擦鞋嫂”渐成监利劳务品牌》的报道，该报道称，“21日，监利县红城乡民主村村民潘香梅收到一张《农村外出劳动力情况调查表》，她将在春耕结束后外出擦皮鞋。每年，监利县外出打工的农村妇女有16万左右，其中年龄偏大的妇女多半以擦皮鞋为业，其足迹遍布全国各地，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打工现象。最初，她们外出擦皮鞋大多是单枪匹马。随着沿海开放地区经济的发展，先期外出者带动邻里乡亲擦皮鞋，这样就有一定的目的性和稳定性。擦鞋嫂每到一个城市，总是先和老乡联系上，然后租住在一起‘集团作战’，并形成一个个‘擦鞋部落’”。文章随后配发了一篇题为《嫂子，你大胆地往前走》的新闻解读：“近年来，监利农村涌现出成批的擦鞋嫂，她们靠一把鞋刷走天下。监利擦鞋嫂渐渐走出了一条颇具特色的劳务输出之路，趟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条新路。”

　　事实果真如此吗？记者8月初前往湖北省监利县进行了一番实地调查。提起监利，就不得不提起一个人———监利县棋盘乡原党委书记李昌平。李昌平因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基写信提出当前存在“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掀起了举国上下对“三农问题”关注的热潮。

　　棋盘乡政府一位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现在棋盘乡大力发展养殖业，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一些村里的农民靠养黄鳝每家每年差不多可以赚五六千块钱；现在乡里的农民大都不出去打工，而且外出打工的人也回来了很多。他还非常自豪地对记者说，乡政府为农民提供了很多的技术指导，还协助农民向银行获取贷款。乡里的黄鳝注册了商标，并且因为是用螺丝这种天然的饵料喂养，销路特别的好。“总之，现在乡里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了。”这位负责人笑着说。

　　关于乡政府所在村土地的一些情况，这位负责人说现在不但人均有三四亩地，而且对土地的分配也采用了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方式，深得村民的拥护。

　　然而，一些村民的说法却与这位乡干部的说法大相径庭。一位叫李开合的村民向记者介绍说，村里人均只有两分多地，村里的很多人虽然在养黄鳝，但并没有像乡干部说的那样一年有五六千块钱的收入，而且并不是每年养黄鳝都有钱赚，去年村里就有80%的黄鳝死了，很多人赔了本。“黄鳝苗很贵的，没钱的根本养不起。”李开合说，“村里人都出去打工了，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几乎没有；没地种，我过几天也要出去打工了。”

　　“你们的地一直这么少吗？”

　　“不是。近年来许多地都被村里征用了。”

　　“村里征用干什么？”记者问道。

　　“修公路，看到门前的这条路了吗？这就是征用的地。”他指着门前很窄的一条公路说，门前的这条公路刚刚可以通过一辆三轮摩托。

　　“这条路不宽，用不了很多地嘛。”

　　“是用不了，地被村里征用了，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村里给没给你们一些经济上的补偿？”

　　“没有。什么钱都没有，不跟我们要钱就不错了。”

　　记者在村里还采访到一位姓李的婆婆，李婆婆今年将近70岁了。记者见到她时，她手里端着碗和盘子，刚刚给儿子送完饭回来。李婆婆的儿子在4里路外的一个村子里给人家盖房子，房主不管吃饭，每天可以赚20块钱。据李婆婆讲，她一共有5个儿女，只有这一个儿子在身边，其他的孩子都在外面打工；两个女儿在南京擦皮鞋，一个女儿在广州打工，一个儿子在外做小本生意。在外的孩子过年都很少回家，为的是省下路费。“村里人都这样，在外面的很少回来的，我也习惯了。”李婆婆一脸的平静。

　　记者后来了解到，搞养殖真正赚到钱的只有洪湖边上的棋盘乡桐湖村，该村因此成为了湖北省双文明创建的示范村。桐湖村一位叫王学水的村民告诉记者，村里的人很少有出去打工的，“我们搞养殖每年可以赚很多钱，出去不划算。”王学水指着旁边一位穿着、长相普通的中年妇女说：“她的身价就有二三十万，看不出来吧？我们村随便一个人都有上万的家产。”这位妇女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表示默认。

　　但这仅仅是个别现象，记者在对监利县其它几个乡镇调查采访后发现，一些村里的农民外出打工的现象十分突出。

　　三洲镇是监利县一个比较大的镇，该镇镇政府一位姓李的秘书向记者介绍说，镇上有人口有3.4万，出外打工的有七八千人，占到了总人口的23.5%。李秘书还举了该镇白沙村的例子，白沙村有1300多人，30%的人外出打工。记者在白沙村采访到一名叫李岚芝的中年妇女，她向记者讲述她在湖南岳阳擦鞋的一些经历：“我们有时擦一双(鞋子)是1块钱，有时为了抢生意擦两个一起来的人也是1块钱，更有些混混不给钱还恐吓我们。我们中有个人带着16岁的女儿一起在外面擦鞋，有一次，有个人擦完鞋后让她的女儿到他家里拿钱，结果那个小女孩就被那个人给糟踏了。虽然最后报了案，但……”她一边说还一边摇头。

　　朱河镇李沟村是擦鞋嫂马桂菊、马桂莲两姐妹的老家，记者到那里还颇费了一番曲折，记者搭乘的是当地的“麻木”(一种三轮摩托出租车，车价比一般的出租车要便宜)。据“麻木”司机介绍，一般没有司机愿意去李沟村，因为那个村太穷，去一趟只能赚一个单程的钱，回来时就没人要车了。到达李沟村后，记者发现这个村里有许多空着的房子，而且上着锁，房外的野草长得老高。“麻木”司机对记者说，这个村子里的路是刚刚修起来的，原来连一条路都没有。

　　据李沟村的一位老大爷介绍，他们组里有一半人已经出去打工了，现在村子里的大都是老人和孩子。“很多人出去就不回来了，家里种地不赚钱，在外面打工赚钱。许多人家都把地荒了，现在村里就把那些抛荒的田承包给潜江来的人种棉花。”老大爷说。

　　记者初步了解后得知，监利县许多村外出打工的比例差不多都在20%至35%之间，但在只有1200多人的汪桥镇太马村，外出打工的竟然占到了70%左右！记者在采访中得知，外出打工的人大都去了上海、武汉、长沙、广州、福州等地，各种行业都有，一般是年轻一点的大都去了工厂，年龄大一点的有在外做生意、收废品，也有不少擦皮鞋的，但出去擦皮鞋大部分都是自发的，在外地以地域为中心形成团体的。不但没有像那家党报所说的“形成一种劳务品牌”，而且外出打工经过劳动培训的更是微乎其微。

　　8月19日上午，监利县劳动局恰好在监利宾馆前进行就业宣传活动，该局职业介绍所胡所长接受了记者的咨询。据胡所长介绍，监利县总人口142万，农村人口95万。年初统计，自发出去打工的大约30万人，约占农村人口的三分之一，30岁以内的妇女多去服装厂，30岁以外的做点小生意、当保姆、拾荒、擦皮鞋的都有，而经过直接培训送出去的目前只有500人，监利县目前还没有一家民间培训机构。胡主任无奈地对记者说，我们监利过去有一句口头禅，说农村留下的都是“38、61、99”，意思说留下的都是妇女、儿童、老人。现在相当一部分农村中年妇女外出务工原因是多方面的。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农民对为何外出务工有两个大致相同的答案：一是当前种地不赚钱，二是耕地面积从农民手里减少，农民却得不到合理的经济补偿。

　　擦鞋比种地挣钱多

　　目前国家对农民增收非常重视，并且已经出台政策，湖北省也打算3年内免收农业税，今年是第一年，但农民还没有直接感受到这种政策性的减负带来的好处。一位擦鞋嫂在武汉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的化肥、种子、农药都在涨价，种一年地还不如在外面擦3个月皮鞋赚得多。“我宁愿在外面擦鞋子，回去种地不自由，也赚不到钱。”这位擦鞋嫂如此对记者说。

　　相反，因政策性的减负围绕土地问题产生了一系列的纠纷。监利县一个司法所的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现在农村的突出矛盾就是土地纠纷。“现在国家在减轻农业税，甚至以后种地不要钱，一系列矛盾就显现出来了。”这位负责人说，“矛盾主要表现在三方面，首先是村里和村民之间的矛盾。现在农业税减少了，许多原来打工的人回来，向村里要地种，但村里早已经把原来撂荒的土地承包给了种粮大户或另有他用，那农民和村里之间就有矛盾了。其二，村里和承包户之间的矛盾。国家取消农业税，承包户也想跟着降低承包费，但村里是肯定不愿意的。其三，村民直接向承包户要地，二者之间有了冲突。面临当前这种围绕土地问题所产生的三角矛盾，我们是束手无策。”

　　记者在采访中还意外得到了一封棋盘乡棋盘村部分村民的上访信。信中介绍说，棋盘村里原来的一个供销分店倒闭后，其所在地被监利县供销社私下卖给了供销社的一个职工。被卖掉的土地面积有8000多平方米，属于棋盘村集体所有。村民们在信中写道：“这是集体的土地呀，归棋盘乡村民所有。长期以来，村民们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棋盘村本来就是一个人多地少的自然村，被夺走的8000多平方米的土地，村民们真的是看作掌上明珠。失去了这块土地，村民们犹如失去了聚宝盆。土地被夺走了，作为种地的老百姓，犹如夺走了饭碗。我组(劳动组)现有人口183人，人均不到2分田，今后怎么过日子，乡里也没有安排。我组原有103亩田全被乡里征用了，今后的温饱都成问题。我们等待的将是饿肚子的日子……”(文中人物姓名均为化名)（记者肖黎明实习生郭华桥李丽夏冰冰曾艳）（来源：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