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南平

　　    摆在我们眼前的残酷现实是，所谓“教育产业化”正在毁掉许多社会低收入者的理想，使许多贫困家庭学生无缘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改革的正确方向，不是所谓简单的“市场导向原则”，更不能将大学管理看成向企业方向经营

　　     教育变革的影响，一是通过制度改革来增加高质量的教育供给，并使这种供给能够惠及更广泛的人群；二是通过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来增加对教育的需求，使教育成为改变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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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命运的手段

　　    从暑假到九月开学，关于教育的新闻几乎是连续不断。以正面积极角度看，日前，国务院拟定六项措施来解决高校贫困生经济困难问题，教育部明确强调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而另一方面，自暑假里，除高招受贿使教育蒙羞外，高等学校片面追求收入，造成假学历、假学位泛滥的新闻也频见于报端。那么，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又该如何走出被污染的“象牙塔”困境呢？这是教师节前后人们高度关注的热点话题。

　　    显然，我们首先必须在发展观与政策理念上重塑高等教育的理想与目标，必须清楚教育是实现社会公正理想的途径与重要手段，而不是所谓的“拉动内需与经济增长的方式”。

　　    尽管经济增长的研究结果表明：教育的产出转化成的人力资本已是重要经济增长要素，而教育的供给不足同样也制约了许多发展中国家走上富裕之路，但社会平衡发展的研究同样表明，以个人的能力与努力，而非家庭财产，来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同样是社会保持正常运转的重要制度保障，而且它还是社会低收入者向上流动的最重要途径。

　　    但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残酷现实是，所谓“教育产业化”正在毁掉许多社会低收入者的理想，使许多贫困家庭学生无缘高等教育。而今许多学校热门专业大量减少在中、西部地区的招生，除了学费外，更荒谬的理由，据说是这些贫困学生来到大城市，会因贫富差距的存在，出现更多的心理问题。而“教育产业化”之所以能够将理论谬误转化成行为现实，重要的不是少数经济与教育学学者对市场经济的错误诠释，而恰恰在于有关政策，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将教育纳入了GDP指数。而在这种错误发展观下，扩大高等教育供给，不过是借口与托词。因此，反对教育产业化，重要的不是在理论上肃清其谬误，而在于我们能不能在政策各个层面坚持以公平为基础的发展观。而如果放弃这个原则，就可能既融化社会公正的基石，同时也会瓦解社会凝聚的基础，它将严重危害社会作为共同体存在的基本信任，威胁到制度存在的合法性保证。

　　    其次，我们必须在高等教育体制内，推动更大的改革，而这个改革的正确方向，不是所谓简单的“市场导向原则”，更不能将大学管理看成向企业方向经营。不可否认，大学管理如同政府再造一样，需要“企业家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质应当是体现在创新、进取的观念，体现在伟大的人文主义情怀，体现在知识分子崇高的理想主义认知，体现在对社会公平实现的不懈努力推动。在这样的精神下，我们不仅需要对贫困学生的奋斗给以特别的理解，同时我们还必须重新塑造大学民主管理的传统，而这样的改革其努力的方向是，学生与教师必须有足够的知情权，学生有权利清楚他们高昂的学费的真正用途，有权利评价教学的结果，并将这个结果作为选择教师的权利；同样教师也必须有权利了解他们产出的价值，尽管他们有为实现社会公平理想而工作的义务与责任，但同时对应的权利是，他们应该能够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造的价值，而这种价值绝对不能被大学管理水平低下所浪费，绝对不能被管理决策失误所浪费，更不能被教育腐败侵蚀。而防范这种浪费与侵蚀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将学生与教师视为学校的真正主人，他们有权利聘请职业的独立审计结构以监督学校管理的成本支出，同样他们更有权利选择他们认为合适的管理者，而这种建立在真正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大学管理体制变革，不仅可以极大程度上降低学生与社会在高等教育上的成本，同时，它还能更有效地克服大学中日趋严重的行政部门官僚主义倾向。

　　    综上所述，在高等教育某种程度上成为社会关注、甚至背负骂名的今天，作为理性反思，我们必须清楚的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公共政策能够在减少不平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领域。而在这个领域内推动的任何变革，其影响旨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制度改革来增加高质量的教育供给，并使这种供给能够惠及更广泛的人群，尤其是确保低收入家庭有奋斗精神的孩子们享有向上流动的途径；二是通过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来增加对教育的需求，使教育成为改变更多人命运的手段，这两种努力，并不会因市场经济发展而丧失其理想和目标。有鉴于此，我们应当扪心自问：在对效率的盲目追求下，在成本不受控制的管理下，我们在认识上，在行为上，是否背叛了教育的崇高理想？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关心社会公正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作者为华东师大亚欧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