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谢谢。今天我们开这个论坛，是讲监督。监督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这个话题从改革开放之初开始谈起，谈到现在20多年，之所以一再被提起，是因为这个问题的难度是很大的，因此，也需要我们有更多的创造，更多的实践，更多的探索，更多的耐心。

　　谈到耐心，我就想到一个典故。国外有位营销学的大师，据说任何难啃的骨头，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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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啃下来。于是他退休的时候，人们向他讨教，开了一个隆重的纪念会。可是，他到现场的时候，什么话也没说，两手一招，就招上八个壮汉，抬起一口大钟，敲了十分钟，这口钟纹丝不动。这时会场仍保持安静，但他还是不断地在那儿敲，敲了有一个小时的时候，会场的人开始觉得很无聊，到了两个小时的时候，人已经撤的差不多了，但他还在敲，没过多久，钟动了起来，而且想要八个壮汉把它扶起来，也很难扶住。这个故事，说明了对于一个非常复杂和困难的问题，要有两个方面的认识，第一，就是你的目标要坚定，对方向要有把握，就是说，要非常自觉地坚守；第二，就要有充分的耐心，有恒心，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说，常常最后获得成功的人，并不是最聪明的人，而是能坚持最久的人，因此对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话题来说，实际上我觉得提出这样两个思想非常重要。

　　在来这里之前，听了关于温州的人大监督和舆论监督相结合的这么两个栏目的一些情况，感觉到非常有新意。如果把这种新意置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大背景，至于我们监督体系的背景之下，至于新闻体系之下，再来考察这个问题。我们可能会对这种创新有更加的深刻认识。

　　中国的新闻体制也好，运作构造也好，现有的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要是合乎党和政府的政策。但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对于这样的一种单极化控制媒介的结构，对于媒体功能的发挥，实际上是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媒体作为党的喉舌，已经显得的远远不够了，它必须承担起最重要的职能，就是要形成一种安全阀的功能，要在多元的利益冲撞当中，能够反映民意，表达社会情绪，成为社会情绪的一种宣泄渠道。

　　过去我们媒体都习惯的报道模式，实际上就其本质而言，是新闻宣传，是把新闻作为一种辅助实施选择的工具，因此，大量的都是体现党和政府决策英明正确伟大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加以运作。这种功能，有它的必要性，但是仅仅有这样一种功能，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当前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下，显然是不够的。

　　我在上学的时候，美联社驻莫斯科记者希望向美国人解释苏联与美国的不同，他打了一个比方，说是美国的冬天如果暖气不暖，这和总统没关系，总统管不到这一块，但是，莫斯科如果冬天暖气不热，人们就会抱怨中央政治局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因为他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负责任。我们的社会已经有了如此丰富地变化，单极化的管理体制，显然不适合今天的社会发展，需要有一种权力的分解和分化的过程，就是所谓的从有权力向有责任转移。

　　我们的各个职能部门，必须要对自己的决策和做出这种决策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你要必须把社会的真实情况，社会的全面情况告诉我们的老百姓，这跟过去的正面宣传，就有很大的不同。如何来表达老百姓的愿望，老百姓的情绪这种安全阀的理论，就要求客观的媒体来承担。但承担这样一种功能，应该说，是有它的困难的。即使我们的政府再开明，即使我们的领导人再开通，就像在亮的灯泡下面，总会有一个黑影。应该找到一种制度化的办法来解决。温州找到的这个办法，应该是一个可贵的尝试，它是把媒体所需要的一些制度资源和人大需要的舆论资源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人大有制度赋予的监督的权力，但是它在既有的运行规则之下，缺少直接互动的联系，而媒体具有这种能力，那么，这两者的叠加就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能。拿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人大是一只手，新闻媒体也是一只手，如果就单一的手来说，功能是有限的，但如果合起来，它能做的事，比单独的手要多得多。这是温州经验里面非常值得研究，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在一定情况下，也就是说，温州的经验做出了非常可贵的探索，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另外，这两个栏目强调的是在线、面对面，这是非常符合社会发展和老百姓的要求的。我觉得之所以在中央，在北京集中了这么多的矛盾，比如说大量的上访，其实上是有很大一部分的问题，是因为各级各类机构本身未能尽职所造成的，如果能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中国的压力就会轻得多，这也是整个社会良性发展，各负其责的一个重要的内容。这两个栏目给了各方面集中沟通的机会，表达的机会，这是建立起这样的社会机制所必须的东西，它充分体现了这样一种要求。我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

　　十六大之后，新的党中央领导核心对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三贴近的要求。三贴近的要求，实际上它的潜台词是说过去的传播媒介，新闻媒体没有达到这个要求，不然就不需要三贴近了。温州在技术层面上，把报纸这样一个传统的媒体，跟网络进行了连通，使功能的发挥有了延伸和扩张，我们认为这样的跨媒体的合作，比单一的媒体要强的多，这些都是值得很好地去研究和总结的。

　　我对这两个栏目的未来发展有几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建立多元化的意识，也就是说，在整个过程中，要打破过去一贯以来我们的体制所形成的单极化的观念，什么东西都由我来包打天下，由我来解决问题，这不是多元化、协调发展、民主化的社会所应有的现象。过去我们的所谓媒体监督，实际上是计划体制下的一种延续。之所以《焦点访谈》所到之处，所向披靡，并不是《焦点访谈》这个节目有多大的影响力，而是《焦点访谈》有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在那儿做后盾。

　　媒体只是媒体，媒体是一种软监督，它过强的杀伤力，过强的威力，实际上限制了它正常的使用。我经常打一个比喻，如果我们的眼睛，射出的眼光是正常的眼光，那我的视线就是自由、宽阔的，如果我射出的是激光，是X光，如果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就不会随便地睁开眼睛。媒体要改革这种包打天下的“罗宾汉”思维。

　　第二点是在特殊国情之下，要兼顾各方面的可能性，提升解决问题的力度，但是就媒体自身而言，它的作用应该是把问题曝露出来，把问题说的全面，说的平衡。为什么说的平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和原则，面对社会的利益冲突，面对社会的现实，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保证自己有一双火眼金睛，我们必须通过平衡的方式把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尽可能的展示出来，留待相关的社会机制、行政机制去解决它，这是介入到社会矛盾中的正确的一种解决方法。把一种诉求，跟任何一个利益集团捆绑在一起，对于社会是危险的，对于我们自身也是危险的，因为一旦出错，对媒体自身的打击是巨大的，因为媒体要承担巨大的社会后果，这是不断变化的现实，对媒体提出的要求。

　　当然，在现实情况下，大家都希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监督的效率有所提升，这就要求我们研究三个方面的结合点，比如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老百姓关心的问题；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社会发展提出什么要求；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政府工作的重点到底是什么方面。如果把这三个方面研究的比较透彻，把这三个方面的结合点研究的比较透彻，我相信我们的监督效率就会提升。中央电视台曾经总结过它的经验，一个是领导重视，意味着只要在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范围内，你做的冒进一点，做的力度大一点，因为跟领导的工作是一致的，他会容忍你，会赞成你，会关心你，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要反映群众的呼声，要跟老百姓息息相关，这样才能引起强大的社会反响。

　　第三点是普遍存在的。问题监督是着重于一个个问题的解决，而制度建设是把这一类共性的问题通过制度建设之后，把它比较整体地解决，打个比方，问题监督，它的结果像打苍蝇一样，把一个个苍蝇都打死，而制度建设就象是为我们的房子，为我们的家，构起了一个纱窗，可能对于社会的贡献来说，制度建设要比问题监督更重大，更要紧。所以我觉得从监督的角度来说，我们要解决那些腐败问题，效率低下的问题，官僚主义互相推诿的问题，同时我们要解决一些基本面的制度建设的问题，当然制度建设有高有低，大的制度是人大、国家来考虑的，我们地方要着眼于可以作和应该作的事情，这是我们对于温州这个经验的一种基本的认识和建议，从这个结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应该向着创新的方向去走。

　　这样的尝试是非常有价值，非常值得肯定的。现在需要的是我们有更多的智慧，更多的耐心，把这件事情做好，坚持好。我们几个从北京来的同志，有一个一致认识，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两个栏目坚持下去，能让各级的公务员知道有这两个栏目不断地悬在他的头上，不断的有眼睛在关注着他们，这本身就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谢谢。（本文由温州新闻网董晶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