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山城南20余公里处,有古城若江南水乡。风格各异的桥梁连通被流水分割的一块块陆地———五通桥因桥得名。

　　今日五通桥,令人印象深刻的却是另一类“桥”———连通4万户农家和广阔大市场之“桥”。“桥”上“桥”下的农户两相比较,前者年人均纯收入高出79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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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座“桥”,名叫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在四川,这样的“桥”有10053座。今天,四川每百农户中,有16户依托它完成由产品到商品的嬗变。2003,这些农户人均纯收入比其他农户高出10%至40%。

　　24年前,郫县200多位农民发起成立养蜂协会时,或许没有意识到,他们创造的是一段历史。

　　四分之一世纪过去,当年的幼苗已成树参天。中国农村改革发祥地之一的四川,如今以更大手笔的“架桥”之举,站在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创新的风口浪尖。

　　一“桥”飞架,万“桥”纵横,带来生产方式的调整、经营体制的创新。调整与创新,承载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演进。在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对接的同时,先进的经济思想和经营理念如春风化雨,洒遍蜀乡。

　　这是一个创造历史也终结历史的时代。当单家独户的小生产市场碰壁而开始走向尽头,对一页新的历史的寻求便成为必然

　　2002年,华西“倒奶事件”震动成都。

　　这年春天,由于奶源扩张迅猛,加工能力不足,成都市中小乳品厂联合拒收或限收鲜奶,成都地区鲜奶全部涌入华西乳业。华西无法及时加工,只得把部分鲜奶倒入下水道,同时降低收购价格,限收鲜奶。

　　维护自身利益是任何一家企业的天性,但这是否意味着农民利益一定受损?如果企业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并非此赢彼输的“博弈”,那么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机制来确保“双赢”?

　　也是在这一年,四川农业的“两高一低”现象令人深思:人均粮食占有量高于全国29公斤,人均肉类占有量高于全国35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却比全国低368元。

　　“倒奶事件”,凸现的是单家独户的农民难以抗衡市场风险;“两高一低”,则击中四川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低、附加值不高的软肋。两个看似关联度不大的现象,提出同一个问题:如何提高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

　　早在农产品总体供不应求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卖难”便成为热门词汇。小本经营的农户固然为此头痛,规模可观的专业大户也一筹莫展———当年名扬蜀中的养猪大王刘定国就曾受制于斯。

　　如果说并非过剩的产品“卖难”是生产与流通脱节的产物,那么产品结构性过剩则是生产者误读市场的结果。无论脱节还是误读,都往往是小生产面对大市场的正常反应。

　　这一反应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而必然加剧。近70个国外农协的抢滩,美国马铃薯协会成都办事处的挂牌,越来越迫近的洋农协巨头,令单兵作战者越来越切身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竞争国内化”。

　　这是一个创造历史也终结历史的时代。当单家独户的小生产市场碰壁而开始走向尽头,对一页新的历史的寻求便成为必然。

　　1980年,郫县农民养蜂协会成立,播下四川农村新型合作组织的第一颗种子。

　　24年过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的技术服务,到多方面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的几年,四川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省委、省政府思路明确: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原则,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尊重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尊重农民的意愿和创新精神。

　　由此成长壮大的,是真正按照合作制原则发展的农村新经济体。它像一块磁石,吸引和聚合千家万户。它在生产者与市场之间搭起这样一座桥梁:从此岸到彼岸,农民完成跨越千年的角色转换———从小生产者到商品生产者。

　　在西南地区鸡蛋市场上,罗荣华是知名人物。而在5年前,他是五通桥区众多为“卖难”发愁的养鸡户之一。1998年,饱受商贩压价之苦的罗荣华与几个养殖大户一道,牵头成立五通桥区养鸡协会。协会统一品牌包装、统一质量标准、统一组织运销,实现的产值占全区畜牧业总产值一半以上。

　　依然是一家一户的生产,组织起来的效应却绝不仅止于数量的叠加。规模经销使农民进入市场的中间环节大大减少。而比之单个农户,组织化的生产经营更为理性。在许多地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服务已不仅仅限于农民生产什么就推销什么,而步入围绕市场化和专业化做文章的更高层面。

　　平武县供销社依托龙头企业县茶叶公司兴办5个茶叶专业合作社,入社农户2300户,带动全县2.7万农户种茶,茶农去年增收1500万元。名山县以蚕桑专业合作社为纽带,促进全县规模化发展桑园3.1万亩,带动14万户农户种蚕,去年单张单产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0公斤……从专业户到专业村,再到专业带、专业片,由社区内延伸至社区外,最终形成特色突出的区域化商品生产基地和支柱产业———在滚雪球般扩张的过程中,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扮演着雪球“内核”的角色。

　　通过合作社将5000户农户纳入麾下统一种茶,峨眉山仙芝竹尖获得的是全国最大有机茶生产基地的品牌;以专业合作社为主要组织形式发展3万亩优质苎麻,大竹县获得的不仅是8万农户人均增收150元,还有完整的苎麻生产加工销售产业链……在四川,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演进中,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与龙头企业一道,成为不可或缺的两只轮子之一。

　　办成基层组织“统”不了、政府部门“包”不了、单家独户“办”不了的事———历史选择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以市场化的方式,优化配置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金、技术、管理等要素,谋取尽可能高的效率和效益———历史选择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在呼唤农村经营体制创新的重要关头,历史选择他们———6900万四川农民。

　　什么样的向心力才能使若干独立的市场主体风雨同舟?当早期那种“互帮互助”的机制进入“衰老期”,构建利益联结机制便成为专合组织永葆青春的关键所在提起乐山西瓜协会当年的兴盛,前会员们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两年前,这个曾经盛极一时也红极一时的协会突然解散。

　　协会的“告别宣言”将解体归结为连连遭灾和西瓜品种老化。而用乐山市委书记的话来说,缺乏“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联结机制,才是协会致命的病症。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四川农村各类专业协会多达1.1万个。本世纪初这一数字变成了7000多。众多协会被淘汰,有着与乐山西瓜协会解体的共同原因。

　　一个命题由此引出:究竟什么样的向心力,才能使若干独立的市场主体走到一起并且风雨同舟?

　　早期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供的服务主要是技术和运销,对应的问题分别是“产难”和“卖难”。农民对这一组织的期望是“产得出”、“卖得脱”。当生产的目的由生存上升到发展的层面,农民对这一组织的期望也更上层楼:更高的经济收益;更大的市场空间;以联盟的力量获取价格问题上或大或小的话语权。“义”与“利”的矛盾凸现,使早期那种主要靠“互帮互助”联结参与者的机制进入“衰老期”。构建利益联结机制成为这一新生事物能否永葆青春的关键所在。

　　今年5月召开的全省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经验交流会上,绵阳市涪城区关帝土鸡养殖协会走入人们的视野。为避免集中上市导致价格下滑,协会安排成员错开时间分批购进小鸡养殖,统一技术服务,根据客商要求安排成员卖鸡。具体交易由养鸡户和客商直接完成,协会收取服务费:每只鸡2分钱。

　　这种没有中间环节的联结形式,被称为利益直接型。因其操作简单、管理方便,农民易于接受,成为大部分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选择。

　　这种联结机制与现时四川农业发育程度颇为契合。而在一些商品化率较高的行业,利益联结近年来开始从松散走向紧密。

　　种茶10年,峨眉山市普兴乡农民黄成武从没算过这么“复杂”的进账。这缘于去年3月他加入仙芝竹尖茶叶产业化合作社。同是卖鲜叶,入社后的黄成武收入渠道由单一而“复杂”:合作社按高于市场价5%的价格收购鲜叶;年终按所持股金8%的比例兑现红利;加工企业每年提取经营总利润的10%,用于对社员的二次返利。这样算下来,黄成武乐不可支:“总收入比去年高出25%。”

　　都江堰市日升奇异果合作社成员比黄成武笑得更欢:除了三次利益分配机制让成员享受加工和销售环节的利润外,合作社还带领1530户成员搏击国际市场。产、供、销、研一条龙的产业化链条,使产品迅速登陆欧洲市场。

　　联结机制不仅意味着“有福同享”,还意味着“有难同当”。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中走向理性和成熟。五通桥花木协会从会员交纳的100元会费中,提取20元作为风险保障金;仙芝公司从企业销售总收入中,提取千分之三,以丰补歉;日升奇异果合作社在二次分配前的利润中提取10%的风险基金……

　　当权利与义务相统一成为共同约定,当个体的兴衰取决于集体的兴衰,发展就成为所有参与者的共同诉求。

　　———合作的程度在加深。大竹县星火禽业协会自办饲料加工厂、养鸡设备厂、禽病防治中心,目前又准备挺进鸡蛋深加工。不再满足于单纯的技术和销售服务,像星火这样的合作组织正以燎原之势,横向扩展产业领域,纵向延伸产业链条。

　　———合作的规模在扩大。成都市各类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带动农户60多万户,占全市农户总数的30%以上。五通桥全区80%的禽蛋、70%的蔬菜、95%的花木由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销售。

　　———合作的路径在拓宽。由绵丰种业公司牵头的绵阳市种子行业协会,在全省发展杂交水稻制种23万亩,年外销种子收入3.1亿元,成为全国最大的杂交水稻制种基地。

　　突破地域界限,突破城乡分割,突破传统分工。四川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就这样一路前行。

　　“民办、民管、民受益”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离开合适的土壤,即使参天大树也会枯萎事情过去一年多,五通桥区养鸡协会理事长张文秋一提起仍感动不已。

　　张文秋清楚地记得,去年6月,全省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经验交流会召开前两天,张学忠同志来到乐山,听取意见和建议。

　　“我当时就提了一点:为什么活鸡算‘鲜活农产品’,鸡蛋却不算?”没过多久,鸡蛋即享受活鸡“待遇”。去年,协会将通过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节省的运输成本5万多元全部返还农户。朴实的农民画了一幅“雄鸡图”送给省委书记。

　　“雄鸡图”表达的既是农民的心意,也是农民对政府扶持的期盼。

　　“民办、民管、民受益”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离开合适的土壤,即使参天大树也会枯萎。

　　省委农办200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省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用发挥得好的仅为总数的20%,远远低于山东的54%和北京的33%。

　　仅仅一年,我们自豪地宣告:无论数量还是质量,2003都是四川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前所未有的“大年”。

　　这是市场与政府两手共舞的结果。

　　这一年,政府为自己定位:引导而不强制,支持而不干预,扶助而不包办,规范而不限制。政府着力点放在构造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上,放在搭建信息、科技、市场三大体系上。

　　这一年,就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省委书记张学忠多次批示并致信各市州领导;这一年,省长张中伟多次下乡调研指导;这一年,全省首次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经验交流会点燃发展热情;这一年,高“含金量”的《关于大力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意见》出台……

　　杨泽勇的“这一年”是从遇到一件尴尬事开始的。去年初,杨泽勇抱着一大摞资料,兴冲冲地来到峨眉山市工商局,打算为即将组建的仙芝竹尖茶叶产业化合作社注册,迎接他的却是办事人员听到天方夜谭般的眼神———“登记合作社?没听说过!”

　　杨泽勇的尴尬在这一年7月成为历史:我省决定,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出台前,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可以在民政部门作为社团法人进行登记,也可以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新设“农村合作组织”类别,发给营业执照。不限场地、不限资金、不限活动范围。

　　这一年,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兴办的经济实体,开始享受民营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围绕成员的生产和销售从事的服务活动,按农民自产自销、自买自用对待,不收取税费。新办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可免征企业所得税2年。

　　这一年,四川一项重大创新引起全国关注———“支部加协会”。这一全新模式,将党支部的政治优势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优势结合起来,为协会输送农村最稀缺的资源:

　　人才。一批党员干部成为致富带头人,一批符合入党条件的致富带头人加入党组织。

　　这一年,乐山成为全国6个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试点市之一。最新上榜的全国百强协会,四川占了14席,全国第一。

　　1553个———2003全省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较上年增加数,一个创历史纪录的数字。

　　与数字同样令人难忘的,是组织结构、联结机制和分配方式跟国际通行做法比较接近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涌现:日升奇异果合作社、井研县哈哥兔业合作社、乐山市中区安谷镇果树协会、南部县先锋蚕业生产合作社……这是一张没法完整开出的名单,因为名单在不断延长。

　　本报记者　罗晓岗　陈岚　范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