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婴团伙的奶妈用含酒乳汁“灌醉”啼哭的婴儿；母亲为发横财将自己的亲生儿子贩卖给人贩子；20名贩婴团伙的犯罪嫌疑人全部落入铁警的法网———贩婴浊流暗涌为何屡禁不止

　　本报记者 冉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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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列车上解救十三名婴儿

　　今年8月20日深夜，从四川成都开往青岛的K207次列车正飞驰在宝成线上，车厢里静悄悄，乘客们正在熟睡。

　　从成都上车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公安局法制科科长孙红英和两名民警着便装来到了18号车厢。他们此行的任务是赴山东执行打拐任务，将当地警方抓获的两名贩婴犯罪嫌疑人带回四川。

　　火车出发后，车厢里不时传出的婴儿啼哭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奇怪，一节车厢里竟有十多名怀抱婴儿的妇女，而且孩子的“母亲”都不说话，与婴儿也没有亲昵的交流。

　　凌晨3时许，车厢里一名中年男子打了一个电话，他操着浓重的四川少数民族口音说：“我们到达潍坊后，你来接我们吗？这回我们带来了13个。”恰巧，来自普格县的民警们听懂了他们的方言。

　　“你的娃子卖到哪里？你的娃子他们要出多少钱？”接下来，这群妇女开始活跃起来，她们公然交流起这些婴儿的贩卖价格。这是一伙贩卖婴儿的人贩子！为了不“打草惊蛇”，孙红英假装不经意地用当地方言与这些喂孩子的“母亲”交谈起来。原来，这伙人共有13名“母亲”和两名男子，抱着13名婴儿，他们多数来自凉山自治州普格县和布拖县等地，此行的目的地是山东省潍坊市。

　　情况摸清后，孙红英悄悄与列车乘警取得了联系，乘警迅速将这一案情汇报给了青岛铁路公安处。

　　8月22日凌晨1时50分，青岛铁路公安处潍坊火车站派出所接到上级紧急指令：K207次列车在潍坊站停车6分钟，要求迅速组织警力协助乘警抓捕人贩子。

　　凌晨3时12分，列车准时驶入潍坊火车站。警方迅速控制了18号车厢，乘警以例行检查名义带走了人贩子中的两名中年男子，同时，将13名怀抱婴儿的妇女带到了车站派出所。当民警们让她们将怀里抱的婴儿放下，送往当地福利院时，一个穿着灰色运动服、神情麻木的女子怀抱孩子怎么也不放手，声称这是自己的孩子。原来，25岁的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为了赚钱，她以4000元的价格将出生不到50天的儿子卖给了人贩子，并随贩婴团伙来到山东。

　　这时，婴儿们昏昏欲睡的表情又引起民警们的注意。经调查，人贩们交代在出发前他们准备了一些自酿的米酒，在乘车途中让每个“奶妈”喝下，然后通过乳汁喂给婴儿，婴儿喝下“奶妈”的乳汁，很快就会进入昏睡状态不再哭闹。

　　经审查，这13名贩婴妇女中，最小的22岁，最大的37岁。她们多数都有几年的贩婴历史。她们一般在四川省金沙江周围山区“上线”接获孩子，送到山东和河南等地，交给指定的“下线”。如果圆满完成任务，她们可从“上线”处获得500元左右的好处费。据说，这比她们种一年庄稼所得的收入多得多，所以她们一次又一次的铤而走险。

　　8月25日，四川省普格县公安局副政委杨军率民警来到潍坊，将贩婴团伙及婴儿带回家乡。

　　提起孩子的着落，杨副政委忧心地告诉记者，这些婴儿有的是被父母直接卖给人贩子的，因此，回去查对，这些父母即使知道自己的婴儿回来了，是否来认领还难说。还有的婴儿出生几天就被这些人贩子抱走了，经过这么长时间，婴儿的父母能否认出自己的孩子也是个难题……

　　青蓉列车警方又救八婴儿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8月25日，这13名被拐婴儿刚乘上返回四川的列车。青岛铁路警方又于次日凌晨在K207次列车上接到了一张求救的纸条。凌晨3时12分，一位乘客在潍坊车站下车时，向值班乘警递了一张纸条。乘警打开纸条一看，上面写着：“13号车厢有两名妇女是人贩子，带着一男婴一女婴，女婴病了，请不要放过她们。”

　　贩婴又出连环案！乘警们立即返回13号车厢。当乘警检查到该车厢55号和57号座位时，座位上两名蓬头垢面的妇女哆嗦起来。乘警们从座位底下搜出的包裹里发现了两个刚刚出生的婴儿。随后，乘警们又在14号车厢座位底下搜出了两个同样被藏着的婴儿。

　　不久，青岛铁路公安处又接报：这趟列车在抵达河南宝丰站之前，乘警们又抓获了4名贩婴妇女，解救了4名被拐婴儿！经审讯，他们都来自四川凉山地区，是一伙的。

　　青岛铁路警方和四川警方联手破获了这起跨省拐卖婴儿案件。经审查得知，这些贩婴团伙内部分工明晰，配合默契，采取“空手道”的手段，形成了“一条龙”拐卖链条。其组织的作案流程如下：一是有人专门诱骗、偷盗男婴；二是有人专门负责“收购”，以每个男婴2000元至4000元、女婴不足1000元的价格接收后，在当地找人将婴儿喂养一段时间，再联系接收人；三是组织贩运，他们将婴儿经过西昌、成都等地辗转送到山东和河南等地，交给当地人贩子“收购”，当地的人贩子再寻找买主将婴儿倒卖。一般一个男孩最后可卖到1.3万至2万元，女婴不足3000元。在贩卖婴儿的过程中，他们往往找一二名哺乳的妇女，给少量报酬结伴而行，作为掩护。

　　拐卖婴儿为何有市场

　　为什么贩卖婴儿的现象会在我国一些地区屡禁不止？为什么贩婴团伙屡遭打击依然要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其诱因不外乎拐卖婴儿可获高额利润且有非法通道，这是“买方市场”能够在一些地方形成的主要原因。

　　另外，将一个婴儿买来后，这个孩子要在当地生活、上学和就业，就必须报户口。可这个环节是如何完成？记者调查发现，由于我们在人口管理上的漏洞，导致他们有空可钻。婴儿报户口一般有三个“通道”：一是通过购买假出生证明给孩子报户口。今年8月，山东潍坊市一对夫妇从四川人贩子手中买来一名男婴后，先从郊区镇卫生院花钱买来一份男婴的“出生证明”，又从自己所在的乡镇领来了一份“独生子女证”，然后顺利地在派出所给男婴报上了户口。二是通过民政部门以收养的名义来办理户口。青岛市社会福利院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在收养和领养婴幼儿时利用造假证明的时有发生，民政和公安部门不可能一一识别。三是在每五年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时，由于地方上要求对人口数目准确统计，这时会对超计划生育的孩子“网开一面”，只要交够一定的社会抚养费就可办理落户手续。

　　从四川省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这些年来，在当地金沙江一带山区就丢失有近千名婴幼儿。在成都、西昌和攀枝花等地一些城市的“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人贩子骗、偷、盗、抢婴儿的犯罪活动一直没有得到真正遏制。

　　虽然公安部门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每年都组织打拐专项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贩婴活动仍时起时伏，边打边冒。这主要是由于警方通常对人贩子打击严厉，但对收买者处罚较轻或处罚较少，使非法收买行为成为打拐斗争的盲区；另一方面，在治安、计生、民政、卫生和户籍等各个环节还存在管理上的漏洞。

　　目前，我国还缺少一个建立在失踪婴幼儿数据库基础上的鉴定体系。从这次查获的跨省特大拐卖婴儿案的“路线图”上可以看到，有五六个男婴被先后转手十多次，最少的也有二三次。如果要查找这些孩子的父母，只要有一个环节断了，就难以再查下去，给公安工作的取证带来很多麻烦。因此，打击拐卖婴幼儿活动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艰巨任务。在重点地区，公安机关要从源头抓起，建立“打拐”专门机构以及建立社会相关部门的联合“打拐”机制，当地民政、妇联和计生部门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构紧密结合，联手协作，定期进行治安和计生排查，掌握不明婴幼儿的信息，斩断伸向婴幼儿的黑手。

　　8月29日，青岛铁路警方将被解救的21名被拐婴儿的情况通报给了成都铁路警方，并提请对方提高警惕，采取有力措施，通过铁路交通将贩婴可疑人员截获。青岛铁路公安处也派员与四川省普格县公安局民警紧急赶赴成都，与成都警方联手行动，以截断铁路线上的贩婴之路。

　　目前，第二次被解救的8名婴儿正在青岛社会福利院接受治疗，其中两名病情严重者已被送往当地医院救治。青岛铁路警方在四川警方的大力配合下，正在抓紧审查取证，等待这一拐卖婴儿犯罪团伙的将是法律的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