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益旺老先生手中接过那篇文章时，感觉到了笔墨的重量。

　　这一篇益发银行总经理李墨林的传记，不是人们想当然的资料转载、重组，而是原益发银行董事刘益旺老先生的亲身经历所呈现，所以不仅沉重，而且珍贵。刘老先生的人物传记主人公为益发银行的总经理，所以里面必然会有一部分涉及益发银行的内容，这是我们在民间行走所不能准确获取到的资料。就是那样一场“钱”程似锦的往事，从一个世纪的左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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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过右岸，从一位老人的笔端移植到我们的记忆里，在时钟的“嘀嗒”声中，铸成光闪闪的金币。

　　钱庄初设

　　这座城市，曾一度货币混杂，街市上的交易场面蔚为“壮观”———说的是20世纪初，长春正处于日俄势力范围的分界线，城中同期存在的钱庄多达30户。

　　当时“京东刘家”在长春的益发合，只是一座大车店而已，兼营粮业。1904年，益发合在长春城内西三道街开设了益发钱庄，前文提到的李墨林便于此时被派到钱庄从业。李墨林，河北省乐亭县人，约生于1887年前后，年少时来东北，在长春益发合（大车店）学徒，后来成为长春益发银行常务董事，总经理。对于此人，刘益旺老先生的介绍更为简捷：“李墨林，精通业务，长于谋略，老诚持重，是孙秀三的助手。”1905年，年轻有为的孙秀三就任益发钱庄经理，在他的栽培下，李墨林脱颖而出。未完待续(巷报 记者陈锐) [编辑： 孙鹏]1

　　益发钱庄在初设时“只有两间门市，前面是两家鞋铺，后面有益发合的布柜，还有一家转运行。”钱庄挂的两块牌子上写着：“兑换羌帖，买卖银两”———这也是钱庄的主要业务。钱庄开设时从业人员只有十余人，规模虽小，却日渐兴旺。

　　1918年，孙秀三取代了老掌柜韩杏林，成为益发合的领东掌柜，也是益发钱庄的经理，李墨林为益发钱庄的副经理兼营业主任。由于孙秀三事务繁忙，所以实质上益发钱庄的这一摊事务，基本上由李墨林来主持。发展中的益发钱庄，组织机构不断扩大，除长春总柜外，还有外地的3个分柜、6个分庄。其中，益发钱庄在河北省乐亭县设立的分柜，专门负责办理在东北经商的乐亭人向家乡的汇款，汇款累计数额每年可达几百万元。当时还出现过一种情况，有时收款人不及时领取，竟把汇单当作货币流通。这样一来，这笔未付款就经常可以被益发钱庄暂作流动资金使用。

　　事业兴旺

　　刘益旺老先生介绍说，从表面上看，益发钱庄的主要业务是汇总和兑换各种货币，其实买卖金银更为重要。“益发钱庄从漠河、哈尔滨等地收买砂金，到长春自家的银炉制成10两（旧秤1斤为16两）一个的标金，发往上海。每月都要往上海走一次标金，经常是六七个人，每人携带黄金300两左右。”益发钱庄在上海卖出标金，买回白宝（银元宝），改铸成53.5两的“吉林大翅儿”（因银元宝的两端翘起而得名），卖给农民。当时由于货币不统一，农民在农村中的买卖流通主要靠银子，“吉林大翅儿”的大量流通，使益发钱庄获利颇丰。未完待续(巷报 记者陈锐) [编辑： 孙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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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益发钱庄更重要的发财之道却是在于倒卖钱钞。”当时东北金融混乱，中外货币多达15种，票面竟有136种之多，加之受军阀混战的影响，币值时升时跌。益发钱庄一方面派人到钱钞交易所进行买卖活动，另一方面以长春为枢纽，指挥各地分支机构大批收购或抛售。“以金票为例，如大连1元金票等于银大洋1.3元，而长春则是1∶1.1，益发钱庄即令大连出售金票而在长春又收购与大连出售相等数量的金票，从账面上看只是长春拨到大连1000元金票，实质上却是赚了200元的利润，这就是益发钱庄所津津乐道的‘套盘’，它是益发钱庄赢得厚利的主要秘诀，曾用这种方法在一天之内获利2万元。”

　　改组银行

　　益发钱庄的金融资本为益发合兴办实业奠定了坚固的经济基础。1926年，益发钱庄改组为益发银行，由倒把钱钞转向存贷汇兑。益发银行总行仍设在长春西三道街，李墨林仍任副经理，主持业务，各地的分庄则改为益发银行分行。

　　“九一八”事变前，益发合设立总管理处，处长孙秀三，李墨林任副处长，在西三道街益发银行总行内办公。在刘益旺老先生提供的资料照片中，便有他曾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西三道街十号”，那栋颇有质感的建筑是他曾工作过的地方，位于院子里面，高二层。再度仔细观看时，有电线凌空飞过，遮挡住照片中的一线之间。“当年的总管理处就设在二楼。”说完这话，刘益旺老先生试图指给我一个明确的窗口。到1935年，日伪经济统治下的长春，先后有37家钱庄被淘汰，民族资本的银行只剩益发银行、功成玉银行、惠华银行等。未完待续(巷报 记者陈锐) [编辑： 孙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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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益发合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益发银行亦改组为股份制，资本金由50万元增加为100万元，选举产生了董事会。孙秀三为董事长，李墨林当选为常务董事，并代表董事会在长春益发银行总行主持工作。

　　至此，益发银行与益发合正式分成两个企业。当然，这两个企业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投资人相同，人事亦可交流，新式的名称叫做“姐妹企业”或“兄弟企业”，按中国商界传统的说法，叫“两号连东连伙”。

　　乱世寥落

　　东北沦陷后，日伪的经济统治首先从金融入手，并取缔了钱钞交易所，对汇兑加以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益发银行金融资本与商业、产业资本的联系被割断，不仅如此，其流动资金和账外资金也被迫逐步缩小，银行本身的活动能力和活动范围大不如前，基本丧失了为益发合筹划资金的作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对其占领区的统治和掠夺。1941年，日伪政权公布“七二五”停止令，从此物价冻结，全面实行配给制度，在这种情况下，益发银行能够勉强维持开支已属万幸。乱世多难，1945年2月，孙秀三病逝于大连。刘毅侯继任益发银行董事长，李墨林仍为益发银行常务董事兼总经理。未完待续(巷报 记者陈锐) [编辑： 孙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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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经多事之秋的益发银行，此时也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光复之后了。然而谁能料到，对益发银行的致命打击，却恰恰就在光复之后。首先，进驻长春的苏联红军，把光复前夕益发银行勉强从伪满中央银行支取出来的一笔巨款，硬当作战利品运走。继而，国民党接受大员办理接收，接收的原则是“只接资产，不负欠款之责”。因而把益发银行欠伪满中央银行的款项全部接受，而伪满中央银行欠益发银行的款项则另案办理。本来益发银行和伪满中央银行的往来能相抵销，只走一笔账即可结清。而这样的接收，不仅使益发银行资金枯竭，连仓库中的库存实物也被打扫一空，益通银行陷入窘境。

　　1947年，随着解放战争的扩大，益发银行各地的分支机构相继废业，长春总行尚开门营业。1948年，长春被困，益发银行总行亦被迫废业。

　　解放后，益发银行只有哈尔滨分行尚在营业。公私合营时，李墨林以总经理的身份亲自去哈尔滨，会同分行经理，把益发银行哈尔滨分行并入人民银行，并成立了益发银行善后清理处，亲自妥善地办理了益发银行的善后事宜———当时，二十多岁的刘益旺也在哈尔滨，作为益发银行的董事，他目睹了银行的诸多善后处理事宜。半个世纪过后，刘老先生用自己的话总结道：“那段历史，我在现场。”(巷报 记者陈锐) [编辑： 孙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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