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马少华来源： 《法制日报》
我觉得，在生命至上、生命权高于路权这样一个价值判断上不会有太大争论。真正的争论可能发生在一些事实判断上：无论什么原因，当机动车真正造成了一方(行人、非机动车)生命的损失时，那没有生命损失的一方(机动车驾驶员)，应该承受和可以承受多大的物质损失(赔偿)才算是公正的？
在价值上，物质与生命本来没法比，任何数量的金钱都不能抵消逝去的生命；但是，活着的人对物质损失的承受力，确实有一个现实的限度，这个限度不仅要确保这个人活着，而且是有希望、有发展可能地活着。这个限度———也就是交通事故机动车一方的赔偿，不仅不应该剥夺一个人的生存能力，也不应该剥夺一个人发展能力与生活幸福的可能(肇事逃逸等犯罪行为除外)。这个限度对于立法来说就是一个数字。这是一个事实问题。无论你的价值判断多么有力，都离不开这样一个数字的事实判断问题。这样一个事实判断，是立法活动中的认识问题。
具体到“机动车负全责”问题上，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认识问题：要靠论争双方、利益相关者、立法者，一起来寻找一个责任和赔偿的“公正数字”，一起来寻找一个最大程度保护生命的制度“临界点”。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公正不仅是价值问题、原则问题，更是事实问题、数据问题。
摘编自《法制日报》9月14日 文/马少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