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3月，甲午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一个71岁的老人，中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东渡日本，作为清朝政府的特命全权大使，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规定：(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二)中国向日本割让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三)中国赔偿军费白银2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2.3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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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以及新开通商口岸，增加内河航线等共11款。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从此走向更深重的灾难。巨额战争赔款相当于全国3年的财政收入，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强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战后的几年里，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十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属日。而美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则打着“利益均沾”的旗号，以支持日本为主要手段，谋求在中国的更大权益。战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台湾被日本割占，使数百万同胞离开祖国的怀抱，饱受欺凌50多年。

　　日本是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日本朝野对此欢欣鼓舞，外相陆奥宗光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3亿5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战后，日本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其在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伏笔。总之，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正因为如此，重新学习、研究这段历史，也最具现实意义，这里最重要的是分析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原因，总结、汲取其中的教训。

　　长期以来，一些论者从力量对比的角度分析问题，认为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是日本及其支持者实力强大，中国不具备赢得反侵略战争的条件，由此强调落后就要挨打，必须奋发图强，提升国力，才能最终立于不败之地。这个观点自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就甲午战争而言，仅作此分析还嫌不够，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甚至容易陷入“武器决定论”的误区，应该进行更全面、更准确的分析。

　　实际上，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从经济上看，甲午战前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元，银行资本9000万元，年进口额1.7亿元，年出口额9000万元，年财政收入8000万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其它都低于中国，说明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一样并不强盛。从军事上看，日本在甲午战前的一二十年里，竭全国之力提升军事实力，尤其重视海军建设，到1893年，拥有军舰55艘，排水量6.1万吨，与中国海军主力北洋舰队相当(中国还有广东、福建水师)。日本常备陆军22万人，总兵力不到中国的一半，武器装备也相差不大。很显然，中日军事力量对比，不像鸦片战争时大刀长矛对坚船利炮那样悬殊，有的方面如海陆军总量中国还略占优势。也就是说，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败在军事力量上。

　　那么，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从中汲取哪些教训？这对我们今天维护国家安全和加强国防建设有哪些借鉴呢？

　　一、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缺乏预见，准备不足，是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

　　十九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必然引起对殖民地更加激烈地争夺。列宁分析道：帝国主义列强“除了对已经被分割了的世界来作周期性的再分割以外，争夺半独立国的斗争就不免要特别紧张起来。”于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一块肥肉。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来没有停止过，但1884年中法战争后，由于列强之间忙于争斗，相对平静了大约10年，中国政治家的神经松弛了一些，在人们对西方列强的“友善”感到庆幸的时候，东边的一个邻国正在虎视眈眈。

　　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与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军国主义怪胎，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

　　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阳子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弟子，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参议院议长)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陆政策，大臣田中义一在奏折中说：“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如果说这些议论还是一个“蓝图”，到了1887年就非常具体了。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

　　日本在几十年里将上述国策一以贯之，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甲午战前的几年，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这笔钱虽然不算很多，但表达了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势必对全国产生很大激励。果然，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国富豪纷纷捐款，一年就有100多万元。这不仅增加了军费，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日本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日本就像一架制作精良的战争机器，时刻不停地运转着，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与之相比，清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

　　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对国防负重要责任的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清醒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甲午战争开端于朝鲜。19世纪后期，朝鲜一直是国际政治力量角逐的重要舞台，也是中日关系的一个热点。日本不仅要在朝鲜争夺权益，更将其视为侵略中国的前沿阵地，一直在寻找机会，1894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当时朝鲜发生内乱，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派兵支援(历史形成朝鲜当时是中国的藩属)。就在中国向朝鲜派兵时，日本军队也大举入朝，战争拉开了序幕。这时日本还打着保护在朝侨民的旗号，照会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必无他意”。实际上，正如外相陆奥宗光所说：“发动战争的决心，在帝国政府派遣军队于朝鲜时，业已决定。日本假借这个好题目，是为了索性借此时机促成中日关系的破裂。”6月2日，日本组成战时大本营；6月9日，日军在仁川登陆，随即进占汉城。还如陆奥宗光所说：“在军事上一切皆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直到这个时候，清政府对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仍然未有准确的判断，还寄希望于中日双方同时撤军。李鸿章给在朝陆军的指令是：“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开衅。”给北洋海军的指令是：“日虽添军，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应令静守。”李鸿章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谁先开仗谁先理诎，此万国公例。”

　　为了外交上的主动，避免先开第一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紧的是不能因为抱有幻想而不作切实的临战准备，使敌军从容调兵遣将，占据险要。直到日军将中国在朝部队围困于牙山时，才匆忙派兵从海上增援，已经为时太晚，完全来不及了。导致陆军在牙山大败，仓皇退守平壤。海上运兵也遭到日本海军伏击，运兵船被击沉，近2000名将士葬身海底。紧接着平壤战役也因为漫无准备而惨败，遭受重大损失，残军一口气溃退500余里，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战争刚刚开始就蒙上了失败的阴影。

　　朝鲜战场的失利，极大地影响了我军的士气，助长了敌人的气焰。战争往往就是这样，一方有备而一方无备，就会必打、早打、大打；而被侵略方如果头脑清醒，准备充分，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对侵略者必然产生威慑、遏制作用，就有可能改变战争进程，甚至把战争中止于初起阶段。但是，中国丧失了这个机会。其根源就在于对侵略战争缺乏预见性而放松了警惕，造成战前缺乏准备，初战举措失当，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也是需要认真汲取的深刻教训。

　　二、一味依靠外国调停，没有把立足点放在自身力量上来，是战争失败的外部原因

　　朝鲜战场的失利，虽然造成了一定的被动，但还没有影响全局。这时候，清政府如果能认清形势，坚定地投入反侵略战争，并采取正确的战略，一定能够挫败敌人的进攻。可惜中国最高统治者中掌实权的慈禧太后、奕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从战争开始到失败投降，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

　　外交和军事一样，都是国家政治行为的重要手段。李鸿章想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军事对峙，用心可以理解。但他显然对列强干预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了，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他认为“列强必有区处，必有收场”，命令部下“静守勿动”，“保舰勿失”，既殆误了军机，又影响了士气。

　　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华“英人必不答应”。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英国照会日本：“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须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附近为战争的运动。”当日本政府承诺英国在长江流域的权益不受影响时，英国不但放弃干预，还与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以示支持。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英国甚至对日军击沉本国商船事件保持沉默。就这样，中国被英国出卖了。

　　李鸿章转而请求俄国干涉，因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东北，与日本有利益冲突。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担任中国税务司长的英人赫德这样评价：“俄国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过了两个星期忽然又推卸了，李鸿章讨了老大一场无趣。”清政府还请求德、法两国调停，那更是徒劳无益，白白浪费时间。

　　英俄德法调停落空后，李鸿章还异想天开地寄希望于美国调停。伪善的美国回复说：“美国抱严正的中立态度，只能用友谊的方式影响日本。”实际上美国并不是什么中立的态度，而完全是倒向日本的。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公然说：“战争是中国坚持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引起的，过在中国。”美国驻华代办田夏礼说：“应该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如果干涉带来和平，那种和平是不能持久的。惟有使用武力才能使这个国家和世界融洽共处，只要清皇朝不致受到威胁，中国的战败倒是一个有益的经验。”田贝还写信给李鸿章：“彻底放弃求得干涉的念头，背向欧洲列强，面向日本。”这里的面向日本，不是指赢得战争，而是求和投降。美国在支持日本侵华的路上远比其他国家走得远，给日本提供军事贷款，派遣军事顾问，运送军用物资，包庇日本间谍，甚至允许日本军舰挂美国国旗蒙蔽中国海军。美国把日本作为它在远东的小伙计，而日本敢于悍然发动战争，也是有恃于美国作为后台老板。正如列宁在甲午战前所分析的：“日本有可能掠夺东方的亚细亚国家，但是没有其他国家的帮助，他就不可能有任何独立的财政及军事力量。”

　　列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经常会有一些矛盾，但在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加深中国殖民地化程度，以攫取更大利益方面是一致的。这是列强的基本立场，对此务必保持清醒头脑。但清政府和李鸿章显然见不及此，对列强“主持公理”抱有过大的期望和幻想。实际上列强的公理只是一种伪善，他们真正信奉的是利益和强权。列强早已看清日本稳操胜券，必然会倒在日本一边。赫德道出了实情：“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但没有一个国家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帮助中国。”列强十分清楚，日本战胜中国他们都可以分一杯羹，战后的情况正是这样，列强利用“最惠国待遇”“利益均沾”“门户开放”的强盗条约都得到了很多好处。

　　一味求助别人，而松懈自己，放纵敌人，在战争中实为大忌，无疑是取祸之道。陆奥宗光幸灾乐祸地说：“清政府自始即采取求欧洲列强干涉，速行中止中日战争之政策，李鸿章屡求各国代表援助，且电训其驻欧洲各国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驻在国之政府，中国政府不顾污辱自国之体面，一味向强国乞哀求怜，自开门户，以迎豺狼。”于是，日本加紧进攻以求速战速胜，而中国则在一次又一次的调停中丧失时间和机会，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在大小几十次战役中，没能组织一次像样的抵抗，正如礼部侍郎志锐所说：“我愈退则彼愈进，我愈让则彼愈骄，彼则着着占先，我则面面受制。”不但外交上毫无进展，军事上也彻底失败，海陆军主力损失殆尽，最后只能投降求和。

　　清政府的主战派也看出了问题，光绪皇帝下谕旨说：“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应预筹战守之计。”朝臣责备李鸿章，“观望迁延，寸筹莫展，一味因循玩误，险要之地，拱手让于外人。”说得当然很对，但也没有什么用处。李鸿章上边还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有军机处，还有慈禧太后老佛爷，都是主和派，而主战派光绪皇帝、翁同和等没有任何实权，只能是干着急，空喊而已，拿不出实际的办法。到了军事上绝望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同意进行投降的求和。

　　历史证明，一些小国依附大国尚可在夹缝中谋求生存，但大国此路不通。庞大而虚弱的中国，如果不能自强自立，把反侵略战争的立足点放到自身力量上，就会成为被宰割的对象。要想求得和平，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靠别人也是靠不住的，必须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个道理，连改良派思想家梁启超也看得很清楚，他说：“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以制某国为主。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必有我可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是的，战争不相信眼泪，弱国无外交，战场上如果没有胜算，谈判桌上肯定什么也得不到。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

　　三、信奉“武器决定论”是战争失败的思想原因

　　近代战争中，武器装备的作用远比古代更为重要。在晚清的政治家、军事家中，李鸿章特别重视武器装备。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和运筹，推动了洋务运动，组建起北洋海军和新式陆军，有利于提升军事实力。但因为李鸿章把武器作用极端化、绝对化，由“武器决定论”导致悲观情绪和失败主义。

　　朝鲜战场失利，李鸿章在向朝廷汇报时陈述他的观点：“凡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稍有优绌，则利纯悬殊。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是守口，实难纵令海战。平壤之败，因由寡众不敌，亦因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海战之艰危，较陆军尤甚。海上交战，以船行之迟速，船之新旧，炮之大小分强弱。我国快船不敌，故海上交锋，恐非胜算。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李鸿章的结论是“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强于我”。所以中国的武备“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李鸿章此论一出，立刻就有朝臣对他予以反驳：洋务运动搞了30年，花费了国家巨额资金，为何尚不能一战，与英法德俄不等相抗也还罢了，为何连日本都不能一搏呢？光绪皇帝十分恼怒，训斥李鸿章“怯懦规避，偷生纵寇”，要求北洋海军集中兵力，迅速出战。但李鸿章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命令海军“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

　　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军事力量对比，这是一般规律。以弱胜强，以少胜多需要特定的条件，不是普遍现象。但在军力相当的情况下，胜负又取决于什么呢，这就不是唯武器论所能解释的了。作为战争的主要指挥者来说，头脑中打不赢的阴影必然会对战局产生消极影响，这也是部队士气低落，一味溃败的原因之一。

　　甲午战争无论从总体上还是从主要战役来看，都不是败在军事力量对比和武器装备优劣上。以黄海海战为例：

　　1894年9月17日，中日海军主力在黄海靠近中朝边境的大东沟一带海域相遇，一场震惊中外，对甲午战争进程产生深刻影响的大海战爆发了。投入这次海战的中日舰队实力如下表：

　　军舰总数 鱼雷艇数 铁甲舰 半铁甲舰 重炮 轻炮 排水量 中国舰队 14 4 6 0 21 141 3.5万吨 日本舰队 1201 2 11 209 4.1万吨

　　可以看出，双方舰队的实力不相上下。北洋舰队的优势是铁甲舰和重炮较多，其中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无论装甲、吨位、火炮口径都是当时世界领先、远东一流的战舰。日本舰队的优势是舰速较快、机动性强。单纯从军力上看，中国舰队还略占优势，但海战的结局却是相反。北洋舰队被击沉5艘军舰，受到重创；而日本舰队未失一舰，只有几舰受伤。黄海海战的胜利使日本举国上下欣喜若狂，天皇颁布敕令嘉奖有功官兵，还亲自谱写军歌《黄海的大捷》，歌中唱道：“忠勇义烈之战，大破敌之气势，使我国旗高照黄海之波涛。”而北洋舰队在此之后更不敢出海作战，完全失去应有的战略作用。

　　北洋舰队黄海战败的直接原因有如下几点：一是指挥失当。本来预定的迎战队形是双列纵队，但逼近敌舰时成了散漫的雁形横列队。其原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挂错信号旗，二说部分军舰未能及时到达预定位置。开战不久，旗舰定远年久失修的舰桥被本舰火炮的后坐力震坍，海军提督(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从舰桥上跌落负伤，不能继续指挥战斗，而他事先又没有指定代理指挥者，这个致命的疏漏使中国舰队一开始就失去统一指挥。紧接着信号旗也被击毁，旗舰与舰队的联系中断，各舰只能各自为战，陷于混乱。二是有的将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在激战中，致远、经远二舰不幸被敌军击沉，济远、广甲、扬威三舰惊恐万状，仓皇逃窜，济远还可耻地挂起白旗。不但削弱了战斗力，还严重地扰乱了军心。4艘鱼雷快艇有3艘慑于敌威，一直躲在远处不敢参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三是炮弹不足，质量不好。这次战斗只打了5个小时，但竟然不可思议地发生了炮弹不够的情况，定远和镇远的主炮炮弹全部用光。炮弹质量也有问题，有的打不响，有的“中敌船而不裂”。黄海战前半个月，赫德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当前的难题是军火，北洋舰队有药无弹，有弹无药，汉纳根(北洋舰队的英国顾问)已受命催办弹药，他想能凑够打几个小时的炮弹，以备作一次海战，在海上拼一下，迄今无法到手，最糟的是他恐怕永远无到手的希望了。”四是军事技术水平低下。北洋舰队的一艘鱼雷快艇在距离敌舰西京丸号40米处发射鱼雷，竟然未能命中(鱼雷从舰底一米处划过)，使敌舰逃逸，而日本海军部长桦山资杞正在此船上督战，失去了绝好的歼敌机会。

　　黄海之战虽然失利，但相比还算是甲午战争中打得最好的一仗，其余大部分战役、战斗，要么一触即溃，要么望风而逃，根本不是武器优劣、装备好坏、兵员多少的问题。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给本国政府汇报时说：“中国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较日本有相当的优势，但训练方面尤其是管理方面远不及日本。无远见和缺乏军事知识的中国当局，将面临着海军舰队被彻底摧毁的危险。”事实证明这个英国人确有见地。

　　军队战斗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直接因素，但战斗力的强弱不仅决定于武器装备，还有军队的指挥、管理、训练、精神状态，战略和战术等。甲午战争的情况也是这样，把战败单纯归于武器装备说不过去，是一个长期形成的认识误区。

　　四、放弃和丧失制海权是战争失败的战略原因

　　毛泽东同志说过：“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方针是不抵抗主义的时候，一切办法都反映不抵抗主义。”清政府避战求和，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突出表现在忽视和放弃制海权的战略失误，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近代战争中，掌握制海权非常重要。所谓制海权，简单地说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敌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制海权取决于海军的实力和正确的战略。甲午战争的制海权主要指黄海海域。黄海关系到三个半岛，即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所以黄海的制海权至关重要。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一侧，日军属于跨海作战，补给线很长，必须从海上运输。中国虽是内线作战，但扰乱和切断敌军的海上交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措施。因此，集中海军主力，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必要时进行决战，对敌方海军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当时也有这个力量和可能。1893年，中国海军居世界第9位，排在英、德、法、俄、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之后，美、日之前。如果战略正确，指挥得当，应该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收到很大的效果。

　　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侵华战争中制海权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他们长期致力于海军建设就是基于这种考虑。甲午战争前，日本“战时大本营”和海军部长桦山资杞针对可能发生的三种情况制定了上、中、下三策。一是如果海战获胜，取得制海权，陆军就长驱直入，进攻辽东、山东及北京；二是如果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只占领朝鲜，海军尽可能维持朝鲜海峡的制海权；三是若海战失败，则撤退朝鲜陆军，海军协防日本沿岸。日本的战略思想非常明确，把整个战争基点放在制海权的争夺上，在设想的上、中、下三策中他们取得了上策。相反，清政府和李鸿章对这个重大战略问题的认识却很模糊，对战争中海军应该发挥何种作用，怎样发挥作用没有清晰的思路。朝鲜开战后，日本海军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集中主力寻找中国舰队决战，而中国海军却尽量避免与敌军在海上相遇，没有进行决战的思想准备和军事准备。一方主动，一方被动；一方有备，一方无备；一方伺机决战，一方消极避战。一旦海上遭遇，后果可想而知。

　　在黄海海战之前，李鸿章电令北洋舰队“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保船勿失，只在渤海湾游弋”。光绪皇帝一度要求北洋舰队出战，但李鸿章在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等的支持下，拒不执行主动出海决战的上谕，北洋海军一直蜷缩在渤海门户，向朝鲜运送物资也不敢走海上捷径而从陆上转运。日军则“纵横辽海”，运输船只在海军的护卫下畅行无阻。

　　黄海战后，中国海军虽然遭受损失但主力尚在，可是李鸿章更加保守，对海战完全失去信心。他命令：“海军舰队，必不远出”，只能“靠山巡走，略张声势”。旅大战役时，海军提督丁汝昌建议主力出战以援旅大，李鸿章斥责说：“汝善在威海守汝的数艘船匆失，余非汝事也。如出海，即令战殁，亦不请恤。”此后，舰队只是困守港口，北洋海军作为一个战略军事力量，拱卫渤海的使命就此不复存在。

　　制海权的丧失使沿海陆战孤立无援，极为被动，突出表现在两次反登陆作战的失利。

　　日军兵分两路攻打辽东半岛，一路从朝鲜跨过鸭绿江入侵，一路从海上进犯，在花园口登陆，如成功即可直捣旅顺后路。但日军此着也是一步险棋，花园口不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此处沿岸海滩很浅，大船不能靠近，军队与物资需换汽艇和舢板转运。日军36艘运兵船在军舰的护送下，2.4万人及大量军马辎重，从10月23日至11月7日整整登陆了15天。清政府事先得到了这次日军行动的情报，如能派一支劲旅凭险扼守海岸，海军攻袭敌舰，则可对敌形成两面夹攻之势。但奇怪的是，岸边小股清军放了几枪便了无踪影，海军根本没有出动。日军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得以从容登陆，打开了进攻旅顺的大门。很快，清政府经营20多年，耗银数千万两的重要军事基地旅顺陷于敌手，大量船只、武器、装备、粮食被敌缴获。日军兽性发作，残忍地进行屠城，旅顺数万军民被杀害，全城仅有36人幸免于难。

　　不久荣城和威海又重蹈覆辙。山东荣城距北洋海军基地威海仅有30海里，是日军袭击威海的最佳路线。1895年1月29日，日军联合舰队掩护50艘运兵船共3.4万人，用5天时间在荣城登陆。中国陆军未能组织有效抵抗，海军近在咫尺，但李鸿章命令“以舰队全力坚守刘公岛”，伏匿于威海坐以待毙。日军舰队司令伊东佑享后来承认：“如丁汝昌率舰队前来，用鱼雷艇对我袭击，我军岂能安全上陆？”

　　登陆和反登陆作战，本是最为惨烈的作战类型，一般来说，反登陆方都会依靠防御体系———包括岸边阵地和海上袭击，使处于不利条件下的登陆方腹背受敌，遭到沉重打击，甚至登陆失败、全军覆没，中外战例中不乏此种情况。但日军在花园口和荣城的登陆都几乎没有遇到抵抗，而在安逸平静的状态下得以完成。除了中国陆军作战不力外，关键是放弃制海权所致。

　　荣城既失，威海门户洞开，很快失守。北洋海军困守刘公岛，成为瓮中之鳖。军舰大部分被击沉，剩余镇远以下十舰被日军俘获，海军提督丁汝昌、定远管带刘步蟾自尽捐躯。变节将领率众投降，计5124人。2月17日上午，日军举行受降仪式，旗舰松岛军乐队高奏日本国歌“君之代”，全体官兵齐集甲板，欢呼雀跃。清政府经营20多年的北洋海军，李鸿章钟爱备至的嫡系部队，就这样灰飞烟灭了。面对中国近代海军的覆灭，怎不让人扼腕叹息，沉思不已。

　　放弃和丧失制海权，是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战略原因，教训十分沉痛。但我们对此不要苛求于古人，因为中国长期形成的大陆意识根深蒂固，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树立起海权意识需要漫长的过程，甲午战争交了学费，为后来的人们提供了前车之鉴。在当今世界的现代化战争中，制海权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内涵也扩大了，延伸到制水下权、制空权，甚至制太空权。海军、空军、导弹部队的作用更加重要，而牢固树立制海权的战略思想仍然是最具决定性的。

　　五、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是战争失败的政治原因

　　在甲午战败的第2年，改良主义者康有为、梁启超发起了有名的“公车上书”，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抨击清政府的投降路线和腐朽统治。民主革命的先躯孙中山组织了反对清朝统治的广州起义，他说：“清廷腐败尽露，人心激愤。”是的，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深层次的是政治原因。当时统治中国并主持战争的清朝政府极端腐朽没落，不可能领导一场反侵略战争取得胜利。

　　当时的清朝，早已失去开国初期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气象，落日的辉煌已经完全消褪，远远地被抛在世界潮流的后边。体制陈旧、政治腐败，在内忧外患中迎来了它的末日。

　　清朝末年，国家四分五裂，如同一盘散沙。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明争暗斗不停。朝廷分成帝后两党，一班文臣拥戴光绪皇帝前台执政，但并无实权。“阴主朝政”的慈禧太后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也不放松窝里斗。1894年11月26日，旅顺失守的消息传入北京，引起举国震惊。这天慈禧太后召见枢臣，大家以为她会对时局有所垂询，但没想到太后突然宣布把光绪皇帝宠爱的珍、瑾二妃降为贵人，并贬斥主战派大臣侍读学士文廷式和户部侍郎志锐，前方战场形势吃紧，宫廷还在内争，朝臣们不由倒吸一口凉气。这与日本朝野同心，上下一致形成巨大反差。范文澜分析说：“中日战争与帝后党争有密切关系。帝党主战要在战争中削弱后党，后党主和，要保住自己的实力，两党借和战争夺权利，随着军事的惨败，后党在政争上取得胜利。”朝廷如此，地方和军队也是派系林立。

　　军队和军事工业分属几个洋务集团，带有封建割据性。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形成了李鸿章的北洋、淮军；张之洞的南洋；曾国荃、左宗棠的湘系。他们把各自的军队和军事工业作为本集团的私产。李鸿章特向朝廷申明“金陵机器局、江南制造局乃是淮军命脉关系所在，诚不敢轻以托付。”各派系之间畛域分明，相互倾轧。兵部左侍郎黄体芳参奏李鸿章说：“是水师(指北洋水师)并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再阅数年，兵权益盛，恐用之于御敌则不足，挟之于自重则有余。”此言虽有偏激之处，却也道出部分实情。梁启超认为甲午战争中“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专为直隶、满州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

　　中央政府控制力减弱，地方和军队便自成体系，各行其是。加之列强进行渗透，在中国培植代理人，派系更为复杂。平时争权夺利，战时互不配合。日军在荣城登陆，李鸿章因为那是山东巡抚李秉衡的防地而置之度外。等到荣城失守，威海危在旦夕，李秉衡又因为那是李鸿章的领地而漠不关心。南方调来的援军又不归二李节制，于是出现了威海孤军作战，得不到增援的奇怪情况。中国军队因为门户之见形成的互不统属、各自为阵给日军造成了极大便利，使其各个击破的战略每每奏效。

　　慈禧太后在内争中颇有成就，数十年里始终牢牢把握着权力，但在抵御外侮方面，实在是起着很坏的作用。1891年，慈禧转发户部的奏疏，“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解部充饷。”对此，连惟老佛爷之命是从的李鸿章都有意见，上奏说：“方奏激励之恩，忽有汰除之命，惧非圣朝慎重海防作兴士气之至意也。”台湾巡抚刘铭传听到这个消息顿足叹道：“人方我，我却自决其藩，亡无日矣。”

　　削减军费，固然因为国家财政紧张，但大量的资金并没有用到国计民生上。1894年是太后的60寿辰，她早就打算好好庆贺一番。先是修三海即北海、中海、南海，共花费白银600万两，其中挪用海军经费437万两。紧接着开始修建颐和园，耗资1000万两，挪用海军军费750万两。国际形势紧张，御史上奏请求停止建设以保军费，慈禧大为恼怒，申斥那个不识时务的御史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于是再没人敢说二话，捧场的倒还不少，各省督抚相约报效白银260万两，以“本银专备购各舰，设防一切要务”的各义上解朝廷，实际上这些钱都化为颐和园的山光水色了。资金还有缺口，办法也到了极致，竟用海军名义向外商借款，甚至采用卖官的办法，朝廷出台政策，京官郎中以下，外官道台以下均可捐买，已经到了不管不顾、匪夷所思的地步。

　　大兴土木要花钱，贺寿场面也要花钱。从紫禁城到颐和园，沿路张灯结彩，景点密布，仅此一项耗银240万两。一方面穷奢极欲地挥霍，一方面国防经费极端拮据。海军申请更新火炮18门需银61万两而不可得。1894年11月7日，是慈禧太后寿诞的正日子，颐和园里大宴群臣，喜庆非凡。也就在这一天，海军基地大连陷于敌手，热闹的庆典和纷飞的战火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同时上演着。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朝廷没带好头，下边更是放胆胡来。受命购买军舰的李风苞竟敢以两成的回扣中饱私囊，本来可买4舰的钱只买了3舰。外商给了好处便在造船时偷工减料，有人向李鸿章举报，但他不以为意。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颇受重用，担任天津军械局总办，负责军需的供应。他“偷盗抵换”，供给海军的炮弹量少质差，黄海之战舰队炮弹缺少就与此公有关。梁启超评论说：“枪或苦窳，弹或赝物，枪不对弹，药不随械，谓从前管军械之人廉明，谁能信之？”军队后勤保障虽是业务问题，但也深受政治环境、社会风气的影响，最终成为战争胜负的因素。

　　六、军队素质低下不堪一击是战争失败的直接原因

　　政治腐败必然影响军队建设。甲午战争中海陆几十次战役，中国军队屡战屡败，溃不成军，没有打过一个胜仗，没有击沉过一艘敌舰，军队综合素质低下是直接原因。当时全国的军队，北洋最优，北洋里海军又较陆军为优。但就是北洋海军，也严重存在着军纪涣散、操练废弛、贪污腐化、精神萎糜等问题。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原是陆军将领，不熟悉海军业务可以理解，但他领导北洋海军10多年，不下功夫学习海军军事知识，常以外行自居，这也罢了，关键是丁汝昌不能以身作则、严格治军，加上大气候的影响，造成北洋舰队管理混乱，军纪涣散。据史料记载，丁汝昌在海军基地刘公岛营造店铺敛财，因此还与部下发生龃龉；他自蓄优伶演戏，生活骄奢淫逸。

　　北洋舰队后期，“操练尽弛，自左右总兵以下，争携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北洋海军还发生过用军舰载货载客挣钱和从朝鲜走私人参牟利的事件。济远管带方伯谦在威海、烟台、福州有5套公馆，娶有两房姨太太，在舰队常去之地金屋藏娇，此人多次临阵脱逃也就不足为怪。威海之战的紧要关头，来远、威远二舰的管带邱宝仁、林颖启还在岸上嫖妓未回，二舰无人指挥，都被日军击沉，数百官兵殉难时二人尚在灯红酒绿中。

　　北洋舰队的几十名管带中较好的如致远管带邓士昌，经远管带林永生，在黄海之战中英勇就义。但这样的将领毕竟太少，而且还不被相容，因邓士昌“不饮赌、不观剧、非时未尝登岸，众以其立异，皆嫉视之。”

　　近代战争，要求将领和士兵熟知军事技术，必须进行严格的训练，才能成为能征惯战之师。但北洋海军后期军事训练形同虚设，有时为了应付上级视察弄虚作假。打靶演习时“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驰。码数已知，放固易中。”来远大副张哲荣在战后反思：“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故一旦兵兴，同无把握。虽职事所司，未谙款窍，临敌贻误自多。”这个分析符合北洋海军后期的实际情况。

　　除了军事技术之外，在部队中还应该进行爱国主义、民族观念和英雄主义的教育，培养视死如归，敢于胜利的精神状态，但这正是北洋舰队所缺乏的。李鸿章创建北洋海军，注重武器装备，开设新式学校，甚至把一些将领送到国外深造，这都是难能可贵的。但李鸿章对整体训练却放任自流，对军队的思想教育更是漠不关心。1886年，北洋舰队应邀到日本长崎访问，官兵上岸在妓馆闹事，引起事端。事后李鸿章不但不处理，还说“武人好淫，自古而然。只要彼等追求功名，自可就我绳尺。”此事典型地反映了李鸿章的治军思想，但实践证明仅用功名利禄来调动积极性是远远不够的。北洋海军的待遇本不算低，将领们大多数很有钱，建功立业的机会就在面前，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者比比皆是。近年来研究近代海军史卓有成效的姜鸣感叹地说：这样一支缺乏精神支柱的军队，在和平年代还可算是一种摆设，而当风云突变，强敌压境时，他们能克敌制胜，保卫国家吗？

　　陆军的总体情况还不如海军，连黄海之战这样能够拼一下的仗也没有打过，大多是不堪一击，望风披靡。战死的将领只有左宝贵、马玉昆等几位，逃跑将军却有一大堆。牙山之役叶志超不但仓皇逃窜，还慌报军情，“饰败为胜，欺君邀赏”。朝廷又命他统帅平壤诸军，简直如同儿戏，叶志超故伎重演，狂奔500余里退过鸭绿江。梁启超评论平壤战役说：“是役也，李鸿章20多年所练之兵以劲旅自夸者，略尽矣。中国军纪之弛，广为外国所熟知。”鸭绿江防线清军4万余人，兵力多于日军，但不到3天就全线溃败。敌人进攻义州，只放了一排枪，义州守军便弃城逃跑。日军转攻大连，守将赵怀业毫无抵抗之心，高竖降旗逃跑，其私产提前装船运走，但大批军械，计有大炮130多门，步枪600余支，炮弹、子弹240万发，以及各种军用物资全部被敌缴获。

　　旅顺是清朝经营多年的远东第一大军港，是渤海的钥匙，北京的门户，从地理位置，防御体系来说，只要守城官兵士气旺盛，指挥得当，坚守数月是不成问题的。但守将龚照“贪鄙庸劣”，未见敌军就乘小船逃往烟台，守军土崩瓦解，日军只用了6天就攻占旅顺。

　　敌军又攻辽东，清军有7万多人，日军只有2万人，而且供应线拉长，后路也有被切断的危险。如果清军能以优势兵力凭险扼守，与敌相持，日军无援兵、缺粮饷，很难坚持，是一次反败为胜的机会，但清军毫无斗志，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不到10天就从辽河东岸全线溃败。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描述这一段战况时说：“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战局到了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说明当时中国军队的战斗力确实不能一提。

　　七、封建政权买办化导致妥协投降是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我们在介绍了战争全貌，分析了中国战败的各种原因之后，感觉到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一般来说，在外敌入侵的生死存亡关头，社会的主要矛盾会由阶级矛盾、内部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统治集团也会把反侵略战争作为头等大事和当务之急，但清末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的软弱、消极，急于求和投降的态度不是封建统治的腐朽性所能完全解释的。还有其更深层次的特定原因，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封建政权和统治集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买办化了。封建性加买办化决定了对待资本主义侵略的妥协性。由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这个因素是过去历朝历代，包括清朝初期不曾有过的。封建政权买办化源于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半殖民地化。

　　一是政治上的半殖民地化。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加深了对中国的控制。英德法俄美意等国的驻华公使联合干涉中国的内政、外交，进而干涉军事。英国人赫德长期占据海关总税务司长的职位，不但把持海关行政，而且插手许多政治事务。通商口岸的外国领事对地方政府发号施令，稍有不从便以派遣兵舰进行恫吓。列强还通过派到中国军队的顾问(有的还在军队任职)控制中国的军事。

　　二是经济上的半殖民地化。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航运、商贸、进出口、金融、财政都很大程度上被列强控制。中国迅速变成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与政治上、经济上半殖民地化相适应的是封建政权的买办化。一批为外国侵略者势力服务，以洋务派为代表的买办化官僚集团产生了。翦伯赞认为：“洋务派地方上以湘、淮军阀为首，以主持北洋集团的李鸿章为代表；在朝廷里以军机大臣恭亲王奕为代表，而他们的总后台是慈禧太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代理人。”李鸿章、张之洞等封建军阀，认识到封建末世的内忧外患是“中国数千年之大变局”，为了挽救封建统治，掀起“求富求强”的洋务运动。以举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和组建新式海陆军为主要内容，从60年代到甲午战前进行了30多年。洋务运动有着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促进了近代工业的发展，相对提升了军事实力；另一方面从始至终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具有很强的买办性。正如毛泽东所论述的：“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本主义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庸于帝国主义的。”

　　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除了封建性之外，无一不具买办性的特点。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外国资本；技术上雇洋人、购洋器、用洋法；业务上是外国企业的附属；创办者大部分是官僚、买办。经济上的买办化决定了政治上的买办化。郭沫若认为：“有些买办凭籍外国侵略势力与洋务派官僚建立了联系，参加洋务派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买办阶级在政治上越来越有影响，经济上有雄厚的实力，形成一种重要的反动社会力量。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大官僚集团日益明显地成为买办势力在政治上的代表。”经济上、政治上的买办化决定了军事、军队的买办化，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改组中国军队主权必须掌握在一个国家手中，而我们如果不是这个国家就将有损于我们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希望清朝统治者担负起领导反侵略战争的重任并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买办性比封建性就反侵略而言更加反动。封建政权从维护统治出发，还可能全力投入反侵略战争，如清朝初期抵御沙俄的战争，收复台湾的战争等，但买办化的封建政权与帝国主义列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大程度上沦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代理人，他们既有矛盾的一面，更有相容的一面。列强既要侵略和掠夺中国，同时又竭力维护清朝的统治不使其垮台，其原因就在于此。

　　洋务派与外国侵略势力的联系与交易，在北洋军阀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梁启超揭露李鸿章在“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业。”黄海战后，翰林院联名奏参李鸿章“有银数百万两，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其子在日本各岛开设洋行三所。”问题可能没有说的这么严重，但参照各种资料，此类情况也还确实存在。翰林院还奏参李鸿章：“米、煤资敌，释放日本奸细。”所谓“米、煤资敌”是指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购买大米和煤炭，开战后部下建议停止供货，但李鸿章认为“订货在失和之先”，命令继续供货“以示信用”。于是3万吨煤炭和3000石大米照常运送日本，这个做法确实令人费解。开平煤矿是中国当时最大的煤矿，煤炭应视为战略物资(军舰的燃料)，但李鸿章却同意由英国的怡和洋行控股该矿，连外国人都认为“李的立场值得深思”。李鸿章办洋务的主要助手盛怀宣、唐廷枢、徐润等都是与外国资本主义关系很深的大买办，深受李的重用，都先后担任过轮船招商局的会办、总办。唐廷枢在任职期间还兼任英国在华最大企业怡和洋行的总买办。盛怀宣是公认的一个“挟诈渔利，为利孽孽”的人物，盛在给李鸿章的密信中说：“师如需附股若干，乞密示。批令招商局及小人、仲舫为之，候示。”这件事很现实地暴露了李盛之间摆不上桌面的关系与这种关系的利益基础。

　　这样一个朝廷，这样一批官僚，这样一支军队，能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安全、战胜外敌侵略吗？清朝统治集团在甲午战争中妥协、退让、求和、投降的一系列做法，都可从其买办立场找到答案。

　　甲午战后短短17年，清王朝走完了它最后的路程，这是历史的必然，一个不能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政权，没有理由长期存在下去。

　　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行进，甲午战争至今110年了。祖国走上了民族独立、繁荣富强的道路。我们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方针，但正如胡锦涛同志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要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国防安全。”当今世界很不平静，霸权主义及其追随者坚持与我为敌的立场，利用台湾、人权、西藏、钓鱼岛等问题不断发难，最近某超级大国还在叫嚣“武力协防台湾”。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甲午战争日本侵略者霸占台湾，50年里台湾人民的反抗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清末思想家黄遵宪赋诗言志：“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如其偷生为降虏，不如战死为义民。”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侵略者霸占台湾的悲愤心和反抗精神。胡锦涛同志指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我们愿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我们也完全有决心、有能力粉碎任何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图谋。”在民族尊严、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不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与牺牲，中国人民也决不会让步，更不会屈服。

　　综观中国历史，没有什么灾难和压力可以征服中华民族，而只会使我们愈挫愈奋、众志成城，到头来头破血流的只会是我们的敌人。白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