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红”

　　在当下之中国，“郎咸平现象”，在一个方面，仿佛是一个经济学教授孤胆挑战一个充满欺骗和罪恶的时代，以无畏的态度揭发了那些联手盗窃“国有资产”的民企和国企的“巨头”，守护了这个时代难得的良知、正义和勇气。而在另一面，在被郎所批判的一些大企业眼里，郎却是作为“无知、无聊、无耻”的书生人物，或至少是一个投机主义者，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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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郎以前所未有的挑战姿态，对大陆学界的所谓“沉默”表达不满和批判，让郎处于到处公开宣战的状态。战斗从企业界蔓延到学界，从现实到思想，从利益到道德，从学术到政治，从“左”到“右”……

　　“郎咸平现象”，似乎撕开了这个时代的腹腔，再一次让人们看到不断被标榜的中国辉煌时代中最为原始的东西，一个个大陆企业标杆背后可能的“泡沫”。而在这样冲突性的“公共事件”中，则完全透露了目前中国人在心灵、头脑和现实生活中，对20年市场化进程和价值的看法，如此的分裂甚至截然相反：同样的“民营化”，在一面看来是值得庆幸的走出“国有体制历史循环” 的高明之举，而在另一面看来就是虚伪的、不可宽恕的“窃国”。

　　那么，所谓“郎咸平现象”的实质是什么？在郎咸平背后，所矗立的是一场关于中国走向持续的深刻的交锋。核心是，20年的市场化之后，国家权力及其哲学依旧试图继续掌控秩序设计与走向自由企业社会趋势的冲突。

　　2004年是一个大政经激烈交锋的年代。在这些交锋中，郎咸平仿佛以批判者的姿态出现在“国退民进”的方向上，以比国资委还国资委的姿态，质疑已经进行了10年的国企产权改革，打出“国有资产不容流失”，以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旗帜，郎以人们早已淡忘的“共同体”的名义，告诉人们，“国有资产”里还有你的资产，你是主人，那些代理人和保姆正在盗窃和占有你的财产。这揭开了“静悄悄私有化”的旧伤疤，搅动了这一段历史的“宁静”。

　　20年市场化之后，那些对现实感到不满和无奈的人们，那些无法参与这些财富分配进程中的人们，那些痛恨腐败的人们，那些将大企业的成功归咎于中国式“官商勾结”的人们，立即以空前的热情呼应了郎所发出的批判声音，并为此欢呼和崇拜。这就是“郎咸平现象”火爆的土壤。

　　当人们借机表达了对种种社会弊端的不满之后，必须思考的是，郎要把人们带到何处？

　　核心命题

　　即使那些寄望于静悄悄“私有化”的人们也必须思考，郎的批判一定是让中国人重新面对了一个20年来核心的问题：这一支起源于国家工业化时期的“国有经济力量”最终怎么办？

　　在郎咸平批判国有资产“民营化”之时，恰逢邓小平百年诞辰纪念。但在喧嚣和公式化的纪念中，人们仿佛忘记了，当下中国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都与邓时代的许多实用主义的东西相关。邓时代确立的渐进改革，把“计划经济时代”最难改革的部分留在最后，国企改革与政治改革，并列其中。

　　为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寻找出路，在80年代异常激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反复较量之后，到90年代，才清晰起来。无非是三个方向：改良国企，国退民进，国退外进。

　　但中国庞大的国有资产出路，从来就没有第一方案，一开始就将数十年积累的国有资产量化，最终以证券或股份的方式，让国民拥有，制造出最初的“卖方”。而同时代，俄罗斯、东欧所选择的“转型”道路，在中国以“私有化”和“休克疗法”的所谓“激进”，而备受批判，深恶痛绝。但在中国上演的故事，却可能让东欧人也目瞪口呆。

　　在渐进改革的方向上，以“国退民进”为号召的国企产权改革，从开始就是一条没有整体解决方案的路子，这是一种随机的民营化，自发的民营化。这是机会主义的“民营化”。

　　但这是一段极其复杂的历史，充满意识形态的争吵，政治上的交锋。“国退民进”，实际却与国企的新一波强力扩张伴随，而这种扩张已经摆脱了“全民所有制”时代的神圣“全民面纱”，国企利用市场化中最有利的工具：银行信贷的特权、行业特权、与跨国公司合资的特权、在海内外上市的优先权利等等，成为借助国家力量的垄断成长。

　　在股市热潮之后，人们慢慢清醒地意识到，“中国股市开创了一种同时具备化公为私与化私为公两种功能的机制，推动中国的原始积累从单纯挖国库的阶段走向‘通过国库这个中介去挖民间’的阶段”，直到以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名义，还清对数十年国家工业化“历史欠账”的国有股减持，也没有摆脱这样的性质。结果，就是在国家与市场的博弈中，中国资本市场数年低迷。

　　“国有资产不容流失”的意识形态的幌子，根本无助于掩盖这样的历史和事实，从国家工业化时代开始，民众在低水平生活中被国家积累起来的资本，是如何在“前现代”的企业和经济结构中被一次次浪费，这种浪费至今还一再重演。人们已经看到以全球最为庞大集中的国民储蓄和资本供应，支持了中国国企一个怎样的全球竞争力？

　　不是把经济的创造力交给自由的企业和企业家，而是官僚体制，那一定又是一个历史的错误。数十年的制度竞赛已经宣判了结论，但是什么延续了一种应该被打破的秩序？

　　90年代的一本畅销书，《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曾有这么一段话，“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进行分析，在中国，谁抓住了大中型企业的领导权，谁就抓住了中国的命脉和印把子，这就如同军阀时代必须抓牢一支重要装备的主力部队一样。”老资格的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在其大作《邓小平时代》中，就此直率地写道：“……这得到一些领导干部的赞同。从维持和维护政权这个角度着想，政府必须抓住国有企业不放……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困境，其原因不在经济方面，而在政治方面。”

　　结果，改良国企，最终成为国退外进与国企的扩张大兴其道。

　　20年的市场化之后，当美国《财富》杂志中文版，以操作“世界500强”排行榜的标准为中国排列上市公司100强，发现最强势的企业基本上与国有相关，或者还是纯粹的国企，最强大的还是国资委手中控制的中央直属企业，而在中国最受赞赏的公司，中国最有价值的品牌的排行榜上，大部分强势的国有企业的面庞都消失不见了，变成了更为强势的跨国公司。

　　这基本是一个10年以来所谓“改良国企”对中国走向影响的象征：改革已经落后于开放。

　　向何处去

　　郎咸平仿佛不太了解这一幕异常曲折的历史。在这样的历史中，国有资产不容流失的“喊叫”，不是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就是似是而非的政治语言。

　　如果从一个学者的专业素养、睿智和良心，上升到一个现实的解决方案，2000年初入大陆的郎咸平，对于庄家操控股市的黑幕，以推崇美国严格的股市监管，以“自由股市而不是自由操纵”的旗帜，受到社会各界的共同尊重。郎宣称，“很难想象一个充满黑箱和泡沫的金融市场，能够支撑一个民族的复兴。”这让人们体味到独立思想的光芒，体味到一个富有使命感的学者。

　　但在2004年，郎所批判的方案背后，实际是长期政治权力运行规则的结果。郎对此缄默，却对于漂浮其上的企业和大陆的学者严加批判。而郎对“国有体制”的眷顾和追捧，更让人感到惊讶。

　　大声追问公平的郎，应该有足够的理智明白，在中国国企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效率问题，而是“游戏规则”本身的问题。国企的产权改革不容怀疑，产权改革只能进，不能退，不消解这些长期在“双轨”制特权中扩张的经济力量，就无法突破政府、国企、金融三位一体的本质，无法突破20年市场化的限度，也无法真正将政府从前现代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制定真正富有现代精神的游戏规则和国家战略。而对于正在“转轨”的中国民众，这应该是最大的公平。

　　郎为什么忽视了这些？从他近年来的一系列言论、文章中，可以大致勾勒出郎对现代化的理解，让人们对“批判之后，郎会把人们带到哪里”保持一份清醒的敏感。

　　“我们今天需要的并不是如同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所追求的宪法及议会制度，我也不认为是钱教授所谈及强国的三个总结，我认为强国的根本或者说充分条件在于——纪律。”

　　在和历史教授钱乘旦、齐世荣到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讲授现代大国兴衰之道的讲课内容后，郎写下自己深思熟虑的“强国”之道：“大陆法系的强国之本，就在于加强中央集权而建立起一套由上而下，由外而内的纪律。”

　　因此人们不该奇怪，谈及国有银行改革，郎在面对《商务周刊》的记者时，曾直率地吐露了其心中“有纪律”的企业蓝本——

　　“……既然全世界各国都不知道怎么监管银行，为什么我们不能创造一个？……银行改革不可能在法治化健全以前实现……法治化依靠的是一种制度权威，现在就是要通过一种行政权威来建立一种制度权威。这是我们一直在走的成功之路……

　　我们总是单纯地认为像现在西方这种企业制度就是一种现代企业制度，其实不然。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就是一个制度，只要完成事情有效率就是现代化企业，不需要靠股东、不需要靠董事会、也不需要靠西方企业。

　　所以中国可以在国企创造一种新的格局：共产党监督下的企业。你只要保证企业有竞争力，企业CEO能赚很多钱就行。大家一直有些误会，认为与西方接轨就是好企业，我们现在发现与西方接轨都是没用的，好些制度都引进来了，但是都没用。如果说这个企业能够有效地进步，在市场上能够有效地生存就是一个现代企业……”

　　权威控制的“纪律”，党管干部、管金融，国家控制，实用主义……郎的体系已相当清晰了。在以西方最为专业的现代企业或商业的体系，对中国现实发展中可怕的泡沫批判之后，郎的解决方案却最终暗合了那些一直维持以政治权力掌控中国现代发展道路的力量的安排。许多在大陆已经被历史证明失败或被批评的路径，郎却以极为实用主义的态度将其复活。

　　如果郎真诚地信仰自己的结论，那他的确为中国前现代的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披上了一件耀眼的国际化外衣。在这件外衣下，国企“改革”，很容易摇身变为政治权力和国企新的扩张。

　　当郎从受人尊敬的微观财务教授，步入宏观的政经领域，其价值链条就开始分裂，对企业的批判火力止步于现实的政治。同时，也让人们注意到这种越位本身的动机。

　　“国家队”的偏好

　　将郎与其批判的企业和人物，放在一个时代的平面上，或许能为我们提供更丰富的信息。

　　1986年，郎到美国沃顿商学院攻读财务学博士，近20年后的今天，他所批判的人物当时是这样的：

　　倪润峰刚作为第一批厂长负责制的厂长出现在国营长虹机器厂，张瑞敏才进入海尔的前身企业，李东生所工作的TCL当时只是一个生产磁带的小厂，德隆的唐氏兄弟正默默无闻地在新疆搞彩扩小生意。他们之中没有谁受过什么严格的财务教育，或者企业管理的培训，他们身在的国家对于现代企业都不能说有什么深刻的认识。那些执掌国家命脉者，也刚刚从关于“现代企业”的“资本主义”罪恶的争论中缓过一口气。而杰克·韦尔奇已经开始GE的战略变革。

　　没有人能想象就是这些人物及其企业，能够在20年后，在面对急剧的全球化变局时，成为检验中国是否有前途的企业标杆。“转型”社会急剧嬗变的历史，压缩了中国企业进化的几乎所有阶段。当然，也包括他们所身在的国家。

　　郎批评中国企业家花数千元去听通用电气前CEO杰克·韦尔奇的现场布道。他着手颠覆90年代以来中国企业家心中的标杆韦尔奇，认为其一手创立的“产融结合”对GE是一个可怕的泡沫。郎向成百上千前来聆听他布道的民企老板宣称：“中国企业若要做大做强只能造成悲剧。”

　　郎专业的数据分析确有道理，但这并不能真正回答，为什么在自己的国度，中国企业“做大做强”，反倒成为一个悲剧？

　　郎咸平所告诫的也只能是民企。因为它们“做大做强”的战略，可能并不包容于这个国家的战略和“游戏规则”。掌握中国最庞大国资的国资委，早已清晰地展现了国家战略的一个核心：“做强”大国企。

　　正如，在2004年“宏观调控”，德隆、希望、复星之类的民企，成为宏观调控的对象，而跨国公司置身于外，在华从容战略布局；大国企则趁势扩张，“民退国进”。在清醒的观察家要求中国企业建立自觉的“国家战略”观的时候，人们已经看到无论是金融还是重化工业，国家战略中都没有让民企成为主流的愿望和准备。

　　而中国的国家战略，因为其现代基因的缺乏，往往会沦为为旧体制延伸而服务的工具。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战略。

　　只有解开国企的“枷锁”，政府才能在公平的游戏规则下，制定真正符合公共利益的国家战略。只有离开“国企”的后院，中国国家战略才能真正消除WTO框架中，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屈辱”地位，才能走出全球竞争中反倾销的“泥潭”，才能真正实施反垄断法，将已取得强势地位的跨国公司，置于与本土企业公平竞争的体系中，才能从瓜分国有资产、官商勾兑的指控中挣脱出来，让“中国梦”坚挺。

　　一个来自“自由世界”的郎咸平，加入了势头正猛且根深蒂固地膨胀“国家队”的冲动和偏好之中。正是这一波潮头的交汇撞击，提醒人们认清国家战略变革的任务：创立一个自由企业可以生存和成长的体系，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