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刘阳

　　在第28届奥运会上取得重大突破的中国体育代表团载誉归来，让9月初的中国弥漫着节日的气氛。官员接见、媒体追捧、商家赞助、群众夹道欢迎的热潮，直到近日才稍稍消解。

大型休闲游戏燃烧战车 人大附中网校招生中 点点通赠通行币开始了 让眼镜成为历史

　　在鲜花、宴会、奖金之外，奥运冠军回家后有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生活场景？

　　本届奥运会加拿大38岁的自行车女子个人争先赛冠军穆尼泽尔回家了，继续做她的律师楼秘书，偿还为参赛而欠下的债务。就连前往雅典的旅费和单车托运费，也是她临行前才筹到的，她的教练因为没有足够的费用而只能在国内电话指导她。在赛场上她不得不向对手借车轮，因为车胎爆了2次。最后，她夺冠了。

　　穆尼泽尔的金牌对中国人鲜有意义，而穆尼泽尔回家的场景却令人感到文化幸存参差、世界尚属有趣。显然，那一国度里人们的价值观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并不相同。设想一下，太空飞船上的宇航员通过超级望远镜注视9月的地球，五洲列国的冠军们回家后都进入雷同的生活程式，陷入欢庆与应酬带来的“幸福的烦恼”中，就像人们打开电视，所有的频道都在播同一部戏。这有多无趣。

　　对于穆尼泽尔的经历，据当地华裔人士分析，彼国的多数人认为，奥运会不过是人生中的一块竞赛场地，夺取奖牌只是选手的个人理想，与国家无关，国民亦不会以此衡量自己国家的国际地位，因此国家对奥运赛事缺乏投资热情。

　　冠军—明星—英雄，曾经被很多人自然地视为体育竞赛主人公命运的三部曲。在这个9月，或许可以考虑这样排列它们——冠军，明星！英雄？与此相对应的注解是：计划体制生产冠军，商业运作包装明星，意识形态贴牌制造英雄。

　　冠军的命运

　　“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在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后得到了进一步强化，雅典奥运会的优异成绩直接得益于举国体制的优越性。”9月3日下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运代表团团长袁伟民在北京召开的奥运表彰大会上这样总结。

　　在今年2月备战奥运期间召开的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袁曾对举国体制做过描述：社会主义制度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举国体制形成的基础；全国一盘棋，国内练兵、一致对外，是举国体制的基本思想；明确的国家目标和有力的政府调控，是举国体制的重要保证。

　　对比其他领域或声势浩大或潜流汹涌的市场化改革，人们恍惚间被带回了计划经济时代。“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领导，我接受组织的处分”，从悉尼奥运会柔道冠军孙福明意外失手雅典、获得铜牌后的检讨中，人们可以窥到举国体制对一个运动员更本质的意义：所谓的奥林匹克精神和体育的游戏性质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来说未免奢侈，作为生产线上制造出来的产品，必须具有使用价值。

　　与孙福明同为辽宁籍的举重运动员才力，去年5月31日，因患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症，在昏迷中睡去，年仅33岁。这位前亚洲重量级举重冠军，共获世界冠军20余次、全国冠军40余次，在他生前最后4年，他的工作是辽宁省体院的门卫，在他死去的当天，家里只有300元钱，桌子上放着一碗没喝完的白菜汤。

　　中国每年退役的3000到6000名专业运动员中，有40%左右难以按时适当安置。退役就意味着产品已过使用期，才力没能更有尊严地死去。2003年的一份统计表明，辽宁省体院当时已有世界冠军50人，亚洲冠军115人，全国冠军1159人，才力的安置已经属于得到了重点照顾的情况。

　　辽宁省体育局局长崔大林于2003年12月正式调任国家体育总局担任局长助理，随后在今年2月被任命为中国奥委会副主席、执委。这表明有关部门延续举国体制的决心，尽管体制辉煌的背后，是“夺得了金牌，养不起冠军”的尴尬。

　　当然，并非所有的冠军都是这样的结局，正如并非每个运动员都能像李宁一样经营中国最著名的体育用品公司。

　　雅典奥运会男子69公斤级举重冠军张国政来自云南农村，全家7口人的生活曾只靠父亲每月30多元的工资维持。老张为补贴家用干过木工、铁匠、屠夫。为给张国政补身体，老张在家里养了30多只鸡。让儿子练举重，是这个家庭为未来所做的最大一笔投资。所幸他成功了，儿子夺冠后各种奖励总计约有100万元。

　　远在山东招远市齐山镇马家村的马云敏再也不用为还债发愁了，她的女儿刘春红获得了一枚举重金牌，奖金足以帮助家里度过难关。射击冠军朱启南的父母是温州农民，雅典奥运会开幕时正在广州卖纽扣。

　　在奥运期间央视的一档直播节目里，主持人问举重冠军陈艳青的父亲：“你去无锡做什么？”答曰：“打工。”又问：“陈艳青平时喜欢吃什么？”答曰：“萝卜青菜最养人了。小时候她最喜欢吃的就是母亲做的红烧肉。”“是妈妈烧的红烧肉有绝活吗？”答曰：“是因为她小时候没条件，很少吃到肉。”“听说比赛前你很少给女儿打电话，为什么？是不是怕打扰女儿？”答曰：“不是的，是因为电话费太贵了。”

　　从主持人惊讶的表情和企图掩盖惊讶的努力中，可见人们并不能恰当地想象冠军夺冠前的实际生活。一项调查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反差，中国超过7成的富裕家庭不希望子女从事体育。

　　很多金牌项目的运动员都来自农村，中国体育界对此心照不宣。许多选手最初进入运动队只是为了摆脱农村生活，正如高考是农村孩子进城的另一条通道一样。“只要退役之后能留在城市，他们的原始目的已经达到了。”才力事件之后，崔大林曾对媒体这样说。

　　可以称呼一个奥运冠军为农民工吗？这两个称谓曾如此接近，接近得让人胆怯。而这，估计都包含在举国体制得以形成的基本国情里面了。按照中国的城乡差别现状，举国体制的生命力仍然很长。

　　“在同美国奥委会主席尤伯罗斯会谈时，我对他说，‘我们一直想如何动摇你们金牌榜第一的位置’，但这不能一蹴而就。”在雅典奥运会上获得金牌总数第二后，袁伟民展望2008年时说。

　　明星的诞生

　　刘翔回家了。9月3日中午，上海虹桥机场，欢迎的人群高喊着冠军的名字。“家乡人民热烈欢迎奥运英雄刘翔凯旋”，这是冠军家所在的居委会打出的横幅。冠军母亲所在的小区腰鼓队的阿姨们，为冠军开道。在5楼家中，刘翔不时站在窗前向人们招手；楼下，手捧鲜花的人们在大雨中等待近3个小时，只为将花献上。

　　除了领袖之外，只有明星拥有这种魅力。而明星的诞生只需一夜时间。媒体将刘翔作为第一个打破了黄种人在短跑项目上落后宿命的标志性人物向全中国推介，恰恰在这次推介中，很多人第一次了解到所谓“人种的尊严”。人们很难分清楚，是媒体放大了低劣而缺乏教养的偏见，还是媒体迎合了偏见？总之，当人们发现自己如此迅速地陷入对某类新闻的饥渴中时，立即惊喜地发现，身边任意一株媒体之树上，都挂满了解渴的猴面包果。

　　如果一个中国人，在1960年罗马奥运会上获得田径十项全能比赛的银牌，并在3年后创造该项目的世界记录，成为“田径之王”，那么他算不算实现了黄种人的突破？这个人是中国台湾的杨传广。

　　如果一个中国人，在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会上获得女子80米栏的铜牌，并在2年后打破该项目的世界记录，那么她算不算实现了黄种人的突破？这个人是中国台湾的纪政。

　　作为现代文明中的后发民族，我们需要突破之处太多了，而最难突破的是长久积淀下来的心理暗示。人种的尊严之后，文化尊严与制度尊严的宿命，谁来打破？

　　金牌榜富有意味地出现在每一种传媒最突出的位置上，令人不禁想起塔德1910年的睿智预言：在原始的交流方式中，人们更多的是去权衡各种情况和意见，而不是统计一共存在多少种意见。现代传媒“不知不觉地帮助形成了一个数字占重要地位的环境，同时也摧毁了一个人物、甚至智力占重要地位的环境”。

　　冠军与明星，凸显了中国体育产业的双轨制现状。市场经济允许商业组织合法地自由利用一切资源创造利润，而不管这种资源是垄断性的还是计划性的。于是公司们在冠军的头像中寻找适合自己品牌的形象代言人，进行商业包装。在年青健康的形象后面，被忽略掉的是数不清的伤病。伤病的价值，只有由“冠军”进入“英雄”阶段才会得到突出的展示。

　　这种双轨制的另一表现是，“官方体育机构利用行业特权，把运动员视为自己行业的财富资源，自行经营，不允许民间的体育力量进行公平的竞争”。这是国内一名体育经纪人的抱怨。

　　这种抱怨将持续不断，因为培养冠军的成本投入是由官方机构进行的，没理由要求它们无偿让渡经营权。尽管原始投入的唯一来源是国家财政，也就是纳税人的钱，但在现有体制框架内，这些投入的数额、投入的方向、投入的效率，公众根本无从置评，似乎金牌那鼓舞人心的力量就在于它是我们不计代价的投入换回来的。

　　体育总局科研所的研究员李力研透露了这样一组数字：1988年汉城奥运会时，国家体育总局事业费每年10亿元；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时，体育总局事业费涨到每年30亿元；2000年悉尼奥运会，又涨到每年50亿元。按这个数据计算，雅典奥运会备战4年，中国就要花费200亿元，平均到总共获得的63枚奖牌上，每枚奖牌的成本超过3亿元。在前苏联结束了依靠相同的模式在奥运金牌榜上独霸20年的历史后，我们的国家投入可谓世界之最。

　　而关于明星的最新消息是，国家体育总局田管中心经营部的工作人员出面辟谣，称此前有媒体报道的“很多公司与田管中心联系，要找刘翔出唱片。田管中心开价，少于500万免谈”纯属子虚乌有。

　　更有消息称刘翔将出演《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尽管刘翔本人表示无意跨行业发展，但人们对此的反应是：为什么不呢？只需注意避免影响运动成绩。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心中才泛起最开心的联想：关于一个活泼可爱的大男孩从一个体育冠军成长为娱乐明星的故事。奋力一搏的运动员与闪亮登场的明星，是对普通人心理的慰藉，让人们从逼仄的现实和时常陷于猥琐的日常生活中透一口气，保持按部就班生活下去的惯性。

　　我们需要世俗化、娱乐化地理解体育、联想体育，以避免陷入制造民族英雄的幻境，让刚刚透了口气的人们又开始大喘气。

　　谁需要英雄

　　有人说，奥运会结束后一盘点，才发现央视是最大的赢家。央视广告部负责人拒绝透露奥运期间获得的广告订单数额，仅称比韩日世界杯期间5.93亿元的广告收入高出不少。央视的垄断地位是它的利益之源。

　　此前，观众们每天晚上看电视的时候通常会在插播广告的时候去厕所方便，而在奥运会结束之后，人们发觉如果每天都要在电视里看到各色人等对着镜头表态，一定要在奥运英雄精神的鼓舞下，克服困难、努力工作，很难不觉得无聊。或许这就是央视获得垄断资源的唯一成本：无偿地播出观赏价值有限的内容。冠军们的伤病状况会在此时被频繁地提及，以证明他们完成了常人很难完成的任务，堪当英雄的称谓。

　　胡克在《历史中的英雄》里，分析社会之所以需要英雄的原因，对人不无启示：每个社会组织中都需要领导，既然那么少的几个人就能决定那么多的事，也难怪人们对英雄感兴趣。从教育青年的方式中也可以找到对英雄的需要，与过去不同，在今天，对英雄的信仰是一种人造的产物。

　　“英雄声称他独自一人完成了那个事业，事实上只有整个部落才可能鼓起勇气做到这件事。”弗洛伊德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准英雄”背后，不正有这样一个全部落的体制吗？

　　人们并不奇怪，许多冠军先后获得了不同级别的“五一劳动奖章”“青年五四奖章”或是“三八红旗手”之类的政治称号。一些城市的奥运英雄雕像已经开始动工。一个社区靠两种东西维持，强制的力量以及成员之间的感情纽带。当其他因素无法为社会提供足够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时，对英雄的贴牌冲动就将持续存在。

　　民主社会对冠军与明星喜闻乐见，而英雄，却被认为是民主社会的敌人。该社会所信赖的是其民主制度，真正称得上英雄的是给人们见解、方法和知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