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器官移植:悄然 兴起的大市场 第2页:天津调查: 器官移植的“亚洲第一” 第3页:准入制度只是一个开始

　　中国乃至全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并不在北京、上海，而在天津。“我可以想象当时甚至是现在人们都会有的诧异”，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郑虹说，“但我们成功了，这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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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着，真好”

　　46岁那年的徐再强颇费了些力气才说服母亲同意他的选择——接受一次肝移植手术，事实上，那时候他已经别无选择。那是1999年7月，他被断言，生命最多还能靠白蛋白输液维持3个月，医院甚至已经拒绝对他继续收治。虽然自从1990年检查出肝硬化腹水之后，徐再强的生活就被放置在医院、药品和恐惧之间，但如此清晰地感受到死亡气息的这种煎熬，丝毫不会因为有心理准备而有所减缓。

　　“豁出去了”，徐再强描述下决心的那一刻，“既然已经被‘判了死刑’，不试就什么都没有了”。作为他信心支撑的，还有同年5月一份至今仍被珍藏的报纸，关于一名叫赵振海的男子成功接受肝移植手术的报道。虽然如此，7月底转到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学部病床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将来并没有太多信心，当时检测出来的各项指标都很不稳定。而母亲对于器官移植手术依旧无法接受，“换了别人的肝，你还会是我原来那个儿子吗？”最后的手术在8月初，用了13个小时。现在的徐再强51岁，用他自己的话说，和自己的新器官“磕磕碰碰5年过来了”，虽然期间也两度因身体的排斥反应入院，但不管怎么说，“还能活着，真好”。

　　徐再强一再强调自己幸运，当他选择做肝移植手术时候，同期并没有什么病人，所以他几乎没有经过排序等待就获得了合适的供体，给他主刀的是医院最优秀的医生之一，移植学部部长沈中阳。成立于1998年9月的移植学部，到给徐再强做手术的时候还不满一年，虽然在成立伊始有过三天连续完成4例原位肝移植手术的辉煌记录，但当时整个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还处于重新起步阶段，这家医院的名气在某种程度上也只限于天津范围。徐再强选择这里，很大程度上只因为他家在天津。用他的话说，“我愿意做手术，在当时对医生们来说，也是一种鼓励”。而且徐再强的奇迹还在于，虽然他的手术时机非常糟糕，但术后恢复异常良好，几乎没有大的排斥反应。

　　不仅仅是病人，包括医生们自己，当初对器官移植所能拥有的发展空间都是犹疑的。现任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总住院医生张雅敏回忆，移植学部和医院“分家”独立出来时候，只有沈中阳和10名左右医生，这些医生都是很优秀的普外科医生，“分家”之前，他们可以兼做普外科手术，有固定生活来源，而“分家”之后，他们必须转变为专业的移植医生，一开始看不出太多端倪的前景，不少人心里曾多少有些“不乐意”。现在再说这些，张雅敏会自嘲地笑笑，然后感叹沈中阳当年的远见，“在那时候，沈中阳就预见到了器官移植的发展前景，他当时还跟我们说，不要看现在病人少，等过几年，单单只是移植手术一项就会让你们都忙不过来了”。

　　事实证明，器官移植的发展的确在沈中阳的预见之中，2000年12月由移植学部发展而来的专业科室正式被天津市卫生局命名为天津市器官移植中心，2002年被命名为天津市器官移植研究所，2003年11月，更名为东方器官移植研究所，现在真的声名在外——在人力物力财力共同支撑下，已经发展成为目前亚洲规模最大的专业器官移植中心。

　　徐再强算得上这种改变另一种意义上的亲历者，基本上每回来一次医院，他都会有新的感叹，病房从他住院时的一层楼扩展到三层楼，还会经常不够用，病房里崭新的陈设，病人预约排序甚至会延伸到20多位，这些都是“以前无法想象的”。

　　不复杂也不简单的计算

　　62岁的王玉海老人同样接受了肝移植手术，今年8月20日刚刚做完，和所有病人一样，手术后必须注射半个月一组的免疫白蛋白，之后没有异常就可以出院了。老人也有些想回家，8月6日从辽宁抚顺来到这里可算把全家人都惊动了，妻子和女儿分别从美国和日本赶回来，和儿子媳妇一起，在手术前给他做思想工作，消除他的心理紧张。王玉海住院的时候，排在第8位，“当时挺担心的，怕轮不上，也怕下不了手术台”。不过现在王玉海不怕了，因为“手术很成功，下午1点多进的手术室，6个小时就完成了”。

　　现在摸着手术后的缝合处，他终于相信，“换肝”这种天方夜谭般的故事完全可以变成现实，只是过程并不简单。首先是选择医院，儿子上网查了好几天，还打了不少电话咨询周围的亲朋好友，可巧王玉海所在的矿局有一名医生自己就在天津接受过肝移植手术，而且情况良好。接下来是财务预算，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肝移植手术的价格是20多万元，包括从住院开始到出院之前的全部费用。国外和国产药物之间有价格差异，所以这个价格也会因病人对一些药物品牌的不同选择而有所浮动。孝顺的儿女们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给父亲选择的是最好的治疗方案，他们的预算是30万元。王玉海现在住的是医院里条件最好的病房，260元一天，除病床外还有一台电视，一张两人座的小沙发，一个小圆桌和两张很舒服的靠背圆椅。目前为止具体花了多少钱，王玉海不是特别清楚，他说，除了住院后一次交了6.5万元的器官费用之后，其他费用，从药物到病房费，都可以采用记账方式分期给付。根据儿子的计算，目前支出尚未超出全家人的预算。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郑虹承认，不菲的医疗费对于需要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人来说，的确是一道门槛。但这个价格主要是由药物费用决定的，医生做手术的费用其实并不高。因为工商局目前没有移植手术收费的专项规定，他们只能按照普外科手术的最高限价收取。郑虹估算，药物费用，单单在住院期间，就占到病人总费用的40%以上，出院后的护理则全部为药物支出。张雅敏告诉记者，做完肝移植手术的病人，需要针对排斥反应、乙肝复发和病毒感染三个方面做预防，排斥反应的预防所需的免疫抑制剂FK506每100粒盒装的价格最开始在4500元左右，现在有大幅下降，但仍维持在3500元左右，病人每天需要服用5到6粒，这还远不是全部药物。东方器官移植中心采用的联合用药配方有两种，FK506＋骁悉＋甲强龙，或者新山地明＋骁悉＋甲强龙，甲强龙是其中最便宜的药物，每天所需费用在50元以内，而FK506和新山地明、骁悉每天所需花费都在200元左右。这样平均下来，任何一种联合用药方式，病人术后每天的支出都在400～500元之间。出院后，病人的药物费用第一年最高，在20万元左右，之后每年递减。

　　在这样的现实下，郑虹说，医院里显现出来的供体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倒不是特别激烈，这里作为中国做肝移植手术例数最多的中心，在最繁忙时候，排序一般也在20位左右，鲜有排到30号的。从这个角度而言，郑虹说，中国的供体短缺其实比国外好了太多，国外的供需比例一般在1∶30之上。根据中心的初步估算，他们的病人大多是“有自己的产业，做生意的”，也有部分“有职务的”，还有少于1/3的病人属于“家境很一般，倾家荡产还借了一大笔钱来做手术”。

　　王玉海显然不属于最后一种，他在退休前在单位上也是领导，女儿去日本将近10年，嫁了当地人，现在经营一家饭馆和夜总会，妻子在美国教中文。30万元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女儿出的，女儿也一直在天津陪到9月6日才飞回日本，妻子则在8日返回美国。家人离开后还专门给老人请了看护。徐再强显然没有这样的福气，他的儿子现在才念到高中，妻子已经下岗。做手术的30万元，幸亏当初他自己搞承包“很挣了一笔”，其余的四处借钱好容易才凑够。做手术时候儿子只念到小学，学校里还给他组织了一次捐款，“整整6000块钱”，老徐说着眼睛就有些红了。

　　老徐术后第一年得到了免费的全年药物，他给国内外几个大的免疫抑制剂生产厂家都写去了求助信，“国外的都没有回应”，最后杭州的一个生产厂家被他感动，伸出援助之手。第二年免费药停了，他去医院求沈中阳，得到了第二年的免费药品。但这样的幸运以后再也没有了，老徐自己也知道，做手术的人越来越多，要是每个人都来找医院，医院还怎么开？现在所有的药物都要自己想办法，一点点从牙缝里抠出钱来。今年复查，他的病情出现了新变化，乙肝病毒的复制出现新变异，需要服用一种新的药物来抑制，目前这种药物内地还买不到，只能托人在香港买，每一粒90元，每个月下来，光这种药物就要2700元。惟一让老徐觉得有念想的，是儿子特别争气，从初中到高中，“上的都是不用交钱的好学校，成绩特别好，老拿奖学金。”

　　绕不开的结

　　总住院医生张雅敏需要负责的是医院的整体协调，从安排供体切取、病人排序到病人手术之间的一系列环节，自己也需要亲自做手术。副主任郑虹很坦白地说，“对于专门从事器官移植的医院来说，供体数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张雅敏的职责也因此变得至关重要，“一个环节衔接不上，整个都乱了”。移植中心现在配备了9辆移植专用车，负责患者接送和供体运送。

　　张雅敏说，他们面临着中国所有开展器官移植的医院共同的困惑:器官来源的尴尬。他并不想谈论关于来源的敏感话题，但他告诉记者，并不能将这种尴尬简单地理解为“缺乏规则的混乱”。事实上，很多部门在实际操作中正在逐步规范，各地也已分别制定出不同的规定，以保证器官在非买卖状况下，能够到达“最有需求的地方”。而这一切的透明化，需要更合适的契机和整体环境下的健全制度。“中国的现实，往往是实践在前制度在后，如果一味等待，那只有什么都不做。”郑虹说，“但是从一个医生的角度，其实并没有太多好担心的，病人才是最重要的。”

　　张雅敏对于今年8月在沈阳召开的第二届全国移植学术会议上，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讲话里提出的一个观点记忆深刻，黄洁夫表示，需要承认供体切取所需的成本费用，但是要杜绝器官买卖。张雅敏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讯号，至少政府开始正视现实，并且有明确表态。供体切取其实是很需要成本的行为，就算抛开工作人员的花费不算，单单是器官灌注保存液就是不小的开支，每个大器官需要4袋保存液，而每袋保存液的价格是5000元。在移植中心，为了保证手术效果，要求供体从切取到植入受者体内必须在12个小时之内，如果供体来自本地还比较简单，如果在外地，交通费同样不能忽视。

　　对于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能够发展到今天的规模，郑虹的感慨代表了很多医生的情绪，“是技术和制度两方面的突破”。技术是指他们在病人手术以及术后护理方面积累起来的科研突破，而更重要的，是制度层面的创新。郑虹说，当初沈中阳担任移植学部部长的时候，目标就非常明确，也很敢想敢干。张雅敏补充的一个细节是，最初的器官灌注液在国内基本没有生产厂家，都是沈中阳从日本一袋袋背回来的。沈中阳最大的成就，在于他通过自己的实干，把肝移植从尖端科研项目推广成为常规临床手术，在这个基础上，带动其他身体器官移植，将科室逐渐细分，与普外科完全分离，成为独立的专业移植中心。“在很多大医院，移植都没有被如此科学地细分出来。”郑虹说，“我们摸索到了一个良好的模式，所以我们成功了。”记者◎王鸿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