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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的“九一八”(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17日07:09 华商晨报
亲历者的“九一八”(组图)
辽宁难民乘坐运煤的火车逃入关内

亲历者的“九一八”(组图)
  1932年,以李顿为首的国联调查团在沈阳对“九一八”进行调查
亲历者的“九一八”(组图)
孙竞寰 本报记者 经淼 摄

亲历者的“九一八”(组图)
杨玉芬 本报记者 经淼 摄

  73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和空间?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这是一个必须记住的时间。“夜十时许。日军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遂攻占北大营。我东北军将士在不抵抗命令下忍痛撤退。国难降临,人民奋起抗争。”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门前“残历碑”上,以这样高度浓缩的形式记录着这段历史。如今这里车马川流,而那一夜曾怎样揭开了一个民族的苦难史?一个时间符号背后的历史要被一个民族这样刻骨铭心记忆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我们又该以怎样的姿态行走在这个时间和空间之中?

  【1931年的“九一八”】

  第二天一早,孙竞寰“看见城墙上站满了日本兵”,“刚进银行,就有同事跑过来说,‘被日本占领了,我们也走不了了’……就在大家手足无措的时候,日本人把枪架在了银行门口。”

  孙竞寰今年99岁。

  1931年孙竞寰26岁,东北大学毕业后在张学良开办的奉天边业银行担任信贷组长。

  孙竞寰有去青年会(俱乐部)打网球的习惯,“当时青年会的成员大多是教授、银行家、社会活动家,都是消息灵通人士。有个姓阎的会员在给商会做报告时,透露了他得到的‘日本人有行动’的消息。大家都把话题集中在日本人的活动上,青年会的气氛有些紧张。但当时日本在沈阳有保护南满铁路的护路军1万多人,而东北军有25万之多,大家又觉得不用太紧张。”

  不久,日本“满铁”调查科科长佐多弘治郎“要建设大日本的超级大国……就需要把满洲置于我国绝对权力的统治之下”的《科学地观察满蒙对策》演说,及在日本国内引起巨大反响的日本陆军大本营召开“五课长会议”,讨论“须立即着手”发动对华战争的文字资料,开始在知识界流传。

  老百姓直观的不安来自于日本人从1931年2月开始进行的轮番演习;而7月,日本又废除了过去在铁路两旁进行军事演习需于10日前通知中国的惯例;此后,驻沈阳日军又连续举行了各种有针对性的演习。

  1931年9月18日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同时向预定目标发起了攻击……一夜之间,沈阳全面陷落。

  9月18日的当晚,住在大南门外的孙竞寰没有听见枪声。第二天一早他像往常一样进城上班。但是临近城门,孙竞寰“看见城墙上站满了日本兵,第一个感觉是日本人真的进沈阳了”。

  “刚进银行,就有同事跑过来说,‘被日本占领了,我们也走不了了’。每个人都面色凝重,就在大家手足无措的时候,日本人把枪架在了银行门口,进来,就不准出去。”2004年9月10日,孙竞寰老人仍然清晰记得当时的细节。

  【始于“九一八”之痛】

  “那天其实不冷,娘却把她最好的一件紫色棉缎袍包在包里带着。”杨玉芬说,母亲仿佛早有预感,知道这一去便不能再回家,“突突声响起的时候,爹把我护在身下,娘把我妹妹护在身下,3000人被‘突突’没了。”

  从1931年9月18日至25日,短短一周时间,日本关东军侵占了辽宁、吉林两省的30座城市。3个多月之后,日军侵占了中国东北全境。

  “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作为这句话的注解,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刻骨铭心的事件:平顶山惨案、旅顺大屠杀、“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整个抗日战争中国军民死伤3600万人,损失1万亿美元……

  平顶山惨案发生在1932年9月16日。2004年9月6日,抚顺市平顶山。日本参观团的一个成员在看完俗称平顶山白骨馆(平顶山惨案纪念馆)后,跪在了81岁的杨玉芬面前。

  杨玉芬是平顶山惨案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72年后的今天,我每去一次平顶山纪念馆,就大哭一场,大病一场。”杨玉芬双手捂住脸,“我能不哭吗,那里有我亲娘的尸骨。我的亲人,都在那里。”

  “那天刚过完八月十五,爹喊我,刚进家门就有人要我们到村外照相。全村一大帮人听到吆喝都往村外走。那天其实不冷,娘却把她这辈子最好的一件紫色棉缎袍包在包里带着,那是她跟爹结婚时穿来的。”杨玉芬说,母亲的行为仿佛早有预感,知道这一去,便是永远的离开,不能再回家。

  当时爹紧紧拉着她,母亲挎着包,抱着4岁的妹妹。一家人挤在人群当中,被日本兵用枪推着向前走,身后日本人开始烧房子。

  “突突声(枪声)响起的时候,爹把我护在身子底下,娘把我妹妹护在身子底下。3000人被‘突突’没了……”杨玉芬说不下去了。

  随后,一个个惨案接踵而至。

  有史学家这样评价“九一八”:9月18日,是一页永远展开着的历史;9月18日,是一页永远凝固着的历史;9月18日,是一页记载着一个民族巨大苦难的历史。“九一八”,是沈阳之痛,是中国之痛,是世界之痛,也是人类之痛。

  【揭露真相的人】

  日军直接给伪省政府的命令,是通过伪省政府管卷的人在下晚班时将文卷带出,连夜拍照,次晨携回的办法取得的;最难搞的日军把持中国财政的布告,是通过拍照得来的……

  张查理夫人宫菱波特意为整理好的材料赶做了一个黑缎子外皮,并用白丝线绣上英文“真实”一词。

  接下来的日子里,在欧洲、在美洲有人知道在遥远东方,中国和日本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但具体情况很少有人知道。

  孙竞寰说,“九一八”过后,日本的宣传舆论是:日本9月18日在沈阳开火进军,纯属自卫行为,是由于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所致;日军之占领东北各城,是由于中国不能维持秩序,日军驻军是为了维持秩序;“满洲国”之建立,完全是东北居民自决自愿,日本没有干涉。

  “我们不该忘记冒死向全世界揭露‘九一八’真相的人。”孙竞寰提高了声音。

  在日内瓦国际联盟(简称“国联”)大厦博览室内,陈列着一份厚厚的材料,黑缎子包皮,封面绣着英文“真实”。它作为附件,同1932年国联赴华调查团发表的关于“九一八”的报告书放在一起,里面载有日本发动“九一八”的各种命令、布告、新闻报道、当事人的目击证言以及大量的图片等等。末尾属有作者的姓名:银行家巩天民、邵信普,大学教授刘仲明、张查理、毕天民、李宝实、于光元,社会活动家张韵泠,医学家刘仲宜。

  孙竞寰说,巩天民等人和外国人很熟,他们提前得到了1931年12月,国联决定派李顿为团长的调查团来中国东北的消息。9个人随即开始搜集反驳日本对“九一八”定性的证据:伪奉天市政府函谢商会派人参加庆祝“建国”游行并送赏金千元的原函,是由巩天民深夜冒险入商会取出的;日军直接给伪省政府的命令,是通过伪省政府管卷的人在下晚班时将文卷带出、连夜拍照、次晨携回的办法取得的;最难搞的日军把持中国财政的布告,是通过拍照得来的……

  张查理夫人宫菱波特意为整理好的材料赶做了一个黑缎子外皮,并用白丝线绣上英文“真实”一词。

  材料辗转交给调查团,调查团于1932年7月回到日内瓦,9月国联开大会听取调查团报告,表决时,42个国家同意报告对日本是侵略和“满洲国”非法的结论。这是国际上第一个对“九一八”作定性结论的文献。“9个人功不可没。”孙竞寰的讲述得到了巩国贤(巩天民之子)的认可。

  【铭记的现实尴尬】

  我们必须记住60年前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的一段话:“……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真相已被揭露,然而我们记住了什么?

  根据媒体调查显示:两成多的大学生忘记了“九一八”,23.96%的人只是表示了解。

  “下一代对这段历史的不了解,不能不叫人担忧。”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馆长井晓光的语气沉重,“记得那段历史的人也有不同的认识。”

  “现在的博物馆,是1997年在九一八纪念馆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当时有人对国耻纪念馆是否需要建这么大提出质疑。这其实是对‘九一八’这段历史的认识问题。”

  现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已经成为纪念“九一八”不可或缺的媒介物,但人们对“九一八”浮动式的热度,也在这里表现得最为明显。目前,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参观者以旅游团队为主,假期或是纪念日,有些学校会组织学生集体参观。平日里的参观者不是游客,就是老年人。

  平顶山惨案纪念馆也面临着客流量日益减少的情况。平顶山惨案纪念馆群工部金花顺部长说,抚顺中小学生有30万,但每年只有大约2万人来参观。来参观的外宾人数是逐年上升的,内宾人数却逐年下降。

  对人们的冷淡,平顶山惨案纪念馆肖景全馆长有自己的看法,“馆舍、陈列落后,缺乏现代展示手段,缺乏足够的感染力。”

  平顶山惨案纪念馆原计划建立一个综合陈列馆,但刚把地基打完就下马了,纪念馆主题内容也就没有了相呼应的环境设置。

  今年上半年,纪念馆的门票收入只有3万多元。

  “人们对历史事件的间歇性纪念,和不能贯彻始终的教育及行动的随意性有关。”一位史学专家说,“九一八”晚上鸣警报的时候,要求汽车停止行驶,有多少人遵守?

  也有将人们的善忘归结于过于分散的、各自为政的纪念活动:7月7日,北京市纪念“七七事变”;8月15日,纪念光复日;9月18日,沈阳市纪念“九一八”;12月31日,南京市纪念大屠杀。至今没有全国性的统一活动。

  “6月,16国政要聚会法国,隆重纪念诺曼底登陆60周年的声势,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发动战争的日本每年都隆重纪念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把厚厚的名单拿出来在广场上晒,据说是为了防止虫蛀,实际上是告诉世界他们也是二战‘受害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王新华,用上述例子阐明统一纪念的重要性。

  “希望记住‘九一八’的,不只是我们这些老朽,也不只是停留在‘九一八’这一天。”99岁的孙竞寰有些伤感。

  也许发生在将近60年前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事件,但我们应该也必须记住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说过的一段话: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本报记者 段芳宇 经淼

  (感谢詹洪阁先生提供首次发表的独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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