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实践与创新·劳务开发篇

　　包工头李成平在深圳承包的建筑工程规模不小———近日,他又从老家平昌县笔山镇带走400名农民工。此举固然有回报桑梓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由于这400位农民接受过技能培训。今年1至7月,平昌劳务输出同比增长10%,劳务收入同比则猛增50%,达到3.6亿元。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技能培训使平昌的农民工更“值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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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之内,四川将有1000万农民工更“值钱”———政府投入7100万元的“千万农民工培训工程”已于今年6月启动。如此大的投入用于农民工培训,是四川历史上第一次。这是四川劳务开发由数量型向数质并重型转轨的一个重要标志。

　　2004,四川劳务开发史上的第一至少还可以举出一项:《泛珠三角九省区劳务合作协议》的签署,勾勒出统一、开放、有序的区域性劳动力大市场的蓝图。作为人口大省,四川在更大空间、更高层次市场化开发劳动力资源不再是梦。

　　而对中江县18岁的村姑聂芙蓉来说,走出家政培训班,于8月27日晚登上开往北京的列车,正是其梦想成真的“人生的转折点”。与她同行的川妹子共30多位。这是川妹子大规模进京的序幕———2万名川妹子正在或者即将进入培训班“充电”。

　　川妹子、川厨、川建工……一支支“特种分队”渐次成军,劳务开发品牌战略浮出水面。

　　中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也是社会转型的过程。在这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农村劳动力跨产业、跨区域大转移中,有1400万人成为四川工人阶级新成员。他们创造的劳务收入,占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3,占收入增量的一半。10年来,仅以从银行和邮局汇款计,四川劳务收入总计达1660亿元。

　　在四川农村经济巨流中,劳务开发如磅礴新潮,不仅是“四川农民增收最直接、最现实的渠道”,而且是“四川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大产业”———省委书记张学忠评说。

　　这就是省委、省政府对劳务开发在四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发展新跨越全局中的战略定位。

　　20年与时俱进,劳务开发一步步导向市场之轨,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共同发力,舞出公平与效率

　　日本《世界周报》2002年9月10日刊发一篇题为《席卷中国的川军和川菜》的文章。文中说:春节后的2月17日,成都开往北京的L2次列车上的1200名乘客都是四川的农民工,“政府专为民工开设了这趟专列”。作者感慨地写道:“回想起1989年春节期间各大城市火车站里警力严阵以待,将蜂拥而至的‘盲流’强制送回的情景,真是恍若隔世。”

　　从被驱赶的“盲流”到在人民大会堂披红戴花,从打工糊口到“不可或缺的大产业”———仅仅20年,的确恍若隔世。

　　中国的“三农”问题可以说是一道世界级难题。在有6900万农民的农业大省,解题的难度更为突出。难题的核心是农民增收困难,而农民增收困难的核心是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村劳动力就业不充分———四川每3个农村劳动力中,就有1个处于闲置状态。使农村劳动力逐步有序地向比较效益高而社会又需要的非农产业转移、向城镇集聚,以市场方式把工业化、城镇化与解决“三农”问题结合起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四川农村劳务输出之路,与农村改革进入深化阶段大体同步,起步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

　　最初,实行了30年的严格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就业管理制度,对进入城市的农民首次表现出宽容———毕竟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了。政府允许农民自筹资金、自理口粮,进城

　　务工经商。城乡二元结构被冲开第一道缺口。

　　郑大清是冲出缺口的人之一。1985年3月,这位仪陇县农民怀揣亲朋筹集的70元钱,只身来到新疆,在建筑工地当小工。19年过去。2004年6月,作为拥有20亿元资产的新疆天地集团董事长,郑大清登上四川省劳务开发工作会议讲台,一诉心曲:“踏平坎坷天地宽!”

　　遭遇坎坷的远不止郑大清一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各地开始控制农民进城,或从严或暂停办理农民外出务工手续。无证民工被称为“盲流”。表面上的原因是治理整顿为过热的经济降温,深层次因素则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大背景。“盲流”一词准确地刻画出“计划”的微妙心态。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民工也罢,“盲流”也罢,涓涓细流汇集成潮,向城乡二元结构发起一次又一次冲击。后来名重海内外的川军,此时已呼之欲出。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国家对农民工的管理政策由“控制盲目流动”调整为“鼓励、引导和实行宏观调控下的有序流动”。四川农村劳动力输出每年增加近百万,全省劳务开发进入政府引导的新阶段。

　　金徐凯的人生新阶段就是从这时开始。1992年高中毕业后,他离开老家眉山,到南方打工。12年后,他成为拥有24项国家专利、2项国际专利的发明家。而比起发明家这一头衔,他更喜欢的是全国“十大杰出务工青年”这一称号。

　　金徐凯的成功在于实现了由体能到技能、智能的转变。这样的人在当时的川军中毕竟是少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四川劳务输出在经历几年迅猛增长后大幅减速的原因正在于此。人们从中看到日益显现的市场的作用———市场在配置劳动力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四川劳

　　务开发走到发展还是萎缩的十字路口。

　　进入新世纪,国家开始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四川抓住机遇,坚持市场导向,政府为劳务输出有序进行搭建平台,将劳务开发作为新兴支柱产业来抓,劳务开发实现战略性转变,劳务经济生机勃勃。

　　20年前,当第一批农民离乡背井,包括他们在内的所有人都不会想到,他们是四川一个大产业的拓荒牛。

　　20年后,四川两代农民工有一个共识:从城里带回来的,不仅是薪酬,还有竞争意识、科技意识、开放意识。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之手从僵硬失调到挥洒自如,城乡统筹、公平竞争的市场格局呈现。

　　在这个过程中,四川劳务开发从最初“计划”外的自发市场行为,一步步走上市场导向的轨道。市场之手,舞出效率。

　　开发机制,产业化模式,两大创新完成一次历史性转变———劳务输出由零星、分散走向有组织、成建制、规模化

　　2003年8月,川藏劳务洽谈会在拉萨举

　　行,签订劳务合作项目448个,新增劳务合同26.4万人。这是政府搭台、市场化运作的精彩一例。这样的大型劳务洽谈会,先后在海南、新疆、北京等地成功举行。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流动有什么内在规律?四川对此进行不懈探索,找到一条建立基地、依托龙头、使劳务输出产业化的新路子。

　　从省到市、县,一批劳动力市场应运而生;已建成的39个劳务开发基地县,劳务输出数占全省输出总数的61.3%,劳务收入占全省劳务收入总数的74.3%;18家劳务开发企业成为四川劳务开发龙头企业,它们在市和县的“小弟弟”相继诞生,仅泸州市9个建筑龙头企业就输出30余万人,占全市输出总数1/3……

　　政府搭台、市场化运作的劳务开发机制和龙头企业带动+基地县培训选送的产业化模式两大创新,使零星、分散的劳务输出实现有组织、成建制、规模化劳务输出的历史性转变。

　　政府引导,市场牵动,川军驰骋九州。

　　向北———劳务协作2004年9月上演两台大戏。四川-东北三省劳务协作洽谈会成功举行,28万川军两年内将陆续踏上东北之旅;四川-北京经贸合作发展周,扩大了四川在北京劳动力市场份额。

　　向东———以《川浙两省劳务合作协议书》为标志,四川与东部地区劳务合作向纵深拓展。仅在浙江一省,就有川籍农民工40万人。

　　向西———输出增量逐步向西藏、新疆等西部大开发热点地区转移。

　　向南———300万川军扎寨南粤。进军泛珠三角劳动力大市场不再遥远。

　　拓展包括漂洋过海。四川每年外派劳务1.2万人。今年8月,汉源、犍为两县被评为国家级对外劳务合作行业外派劳务基地。全国数百个外派劳务基地,仅3个获此殊荣。至此,两县开始享受国家“送业务上门”待遇。

　　市场拓展与农民工阵容扩充成正比,职业培训则为拓展与扩充注入后劲。

　　遵循“市场引导培训,培训促进就业”的原则,构建农村劳动力培训新机制的工作加速推进———

　　以50个省级劳务开发基地县、50个省级培训基地为龙头,市县基地为重点的培训网络初步建立;

　　以省市县劳务开发培训基地为骨干,构建多种办学方式并存的多层次培训体系;以财政资金为引导、社会资金为主体的多元投入机制雏形已具;

　　以职业技术培训为重点、素质培训为核心、职业技能鉴定为标准的培训体制初步建立,形成输出前培训、输出后培训、劳动力后备资源培训3类近10种培训路径。培训—颁证—输出三位一体的产业链已经成型。

　　服务是全方位的———包括农民工权益保护。“我们的农民兄弟,真是流了汗水还要流泪水,这种现象一定不能再继续下去!”2003年初春,案头一叠农民工的投诉信让省委书记揪心。

　　为农民工“筑起坚强的后盾”,是“扩大劳务输出规模的根本之举”。省长张中伟对各级政府提出要求。

　　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纳入省委常委会议事日程。

　　四川华西民工救助中心旋即成立。这是全国首家农民工维权救助机构。

　　被农民工称为“娘家”的救助中心已在全省劳务输出重点市、县设立9个分中心和26个办事处,在省外主要劳务市场建立10个办事处。

　　2003年11月,救助中心救助部部长在南方某省奔走千里,使12名川籍工伤农民工领到应有补偿,最多的领到11万元;在救助中心帮助下,遂宁市8位农民索回被外省在川某中介机构骗取的全部损失……一年多来,救助中心共受理农民工维权案件700多起,为农民工挽回经济损失1800万元。

　　为农民工“护航”的不仅是救助中心。

　　围绕农民工权益保护,四川形成多层次、宽覆盖的维权救助服务体系,包括:由劳动、司法、公安、法院、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成的政府及群团维权救助体系;基层法律服务所构成的基层维权救助体系;以华西民工救助中心及各分中心为依托的民间维权救助体系;保险保障、信贷支持、舆论监督相配套的维权救助保障体系。

　　从开发机制到产业化模式,从培训机制到农民工维权,渐趋成熟的劳务开发大产业之于四川乃至中国,影响日增。

　　站在新一轮发展的起点应对挑战,战而胜之的唯一途径是抓住机遇,在实践中创新,在创新中推进新的实践在四川劳务开发史上,金堂县竹篙镇占有一席之地。这里是四川最早开始有组织劳务输出的地方之一,时间是1985年。

　　输出人员从50人到1.2万人;年劳务收入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到8000多万元;乡镇企业年总产值从400多万元到2亿多元;场镇规模迅速扩大,场镇常住人口5年翻了一番———从竹篙镇的这组数据,不难看出劳务开发与推进农村工业化、小城镇建设之间的关系。

　　竹篙镇如此,全省同样如此。

　　2003年,四川劳务收入474亿元,创历史纪录;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总量首破千亿元;城镇化率提高1.9个百分点,而此前多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率不足一个百分点。

　　这是理念创新的结果:不就劳务开发抓劳务开发,而是统筹城乡,劳务开发与工业化、城镇化互动。

　　这是深化改革的结果:内部突围与外部破障并举,消除农民进城就业的体制性障碍;推进就业、保障、户籍、小城镇建设等多方面的配套改革。

　　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在新世纪四川劳务开发所选择的路上如路标屹立。

　　眼下,我们又站上一个新的起点。新起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由较低级到较高级、由较简单到较复杂、由较浅层次到较高层次的新一轮发展的开始。

　　站在新一轮发展的起点,我们看见什么呢?

　　———城镇低层次、简单体能型就业岗位趋于饱和,劳动力市场对技能型和较高层次劳动力的需求将持续攀升。对全国10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一项调查表明,89.2%的用人单位对求职者文化程度提出要求,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将成为劳动力市场主体。而四川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时间仅为7.14年,这是劳务深度开发的最大“瓶颈”。

　　———经过爆发、减速、平稳诸阶段,四川劳务开发将进入新一轮提速。农民工由季节型向永久型转变。这是由三方面因素决定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的促进农民进城就业政策措施效应的释放;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对劳动力的需求;培训、组织、服务力度加大,农民工技能、素质提高。近几年,四川农民工占全省农村劳动力的比例,每年都以2个以上百分点的速度提高。四川农村举家进城定居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10%。农民持续减少,将带来包括经济、社会、文化范畴在内的多方面的深刻影响。

　　———自发、盲目外出打工者越来越少,有组织、规模化输出成为四川劳务开发的主流。随着定向培训、横向沟通以及信息网络的推广,农民工维权体系的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就业制度的完善,通过政府部门、企业、中介组织成建制输出的规模将越来越大。

　　———农业产业化的推进,使农业生产力提高,农业释放的劳动力将越来越多,农村劳动力转移是长期的艰巨任务。25年来,四川平均每年新增农村劳动力42.5万人。未来10年,包括城镇在内,全省每年将新增劳动力百万人以上。

　　———统筹城乡,破除壁垒,依然任重道远。在构建市场体系诸方面,仍有巨大的创新空间。

　　眺望前路,机遇重大,挑战严峻。

　　应对挑战,战而胜之的唯一途径是抓住机遇,在实践中创新,在创新中推进新的实践。

　　本报记者　罗晓岗　李代勋　钟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