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执政党的中央全会，素为国内外公众和舆论所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了将要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重要议程，除依例由中央政治局报告工作外，将研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并异乎寻常地以政治局会议名义指出，这是一项战略决策，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显然，虽排列为第二项议程，但却是会议的主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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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说明，把四中全会视作“例行会议”或“通常举动”是不恰当的。那么，怎样理解以中央全会的方式作出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决策？这里包含着两个为什么：为什么是在中央全会的层次(规格)？为什么是以执政能力为主题？前者属于会议形式问题，后者属于会议内容问题。内容决定形式，形式适应内容，二者不可分离。为了便于说明，不妨结合起来，试对四中全会第二项议程作初步的诠解。

　　为什么要开中央全会来讨论加强执政能力？

　　一是，同前几次中央全会，特别1994年9月十四届四中全会贯通呼应，体现我们党的一以贯之把党的建设视为革命和建设的法宝的精神，不断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完善自己的新的努力。

　　前几次的中央全会，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六次中央全会，都是讨论党的建设全局或着重于某一个方面及突出的问题。其中很重要的是十四届四中全会。那次全会在党的建设方面有一个大动作，即是重提1939年毛泽东首次提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把党建设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而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的现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提到了新的伟大的工程的高度，并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任务，这就是“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样，就使十四届四中全会具有了划阶段的历史意义，党内外逐渐熟悉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用语，特别是在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中已经视作是纲领性的使命。

　　今年恰逢十四届四中全会决议诞生十周年，已是检阅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效，部署今后一段时间例如五年乃至十年党的建设重大任务的时刻了。邓小平生前曾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谈话，嘱托“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并且希望在2021年即建党100周年时，包括党的自身建设在内，我国各方面工作都能达到成熟定规。从这个意义上说，即将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研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带有很大程度的历史承续、继往开来性质，既包括了对于迄今为止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全面总结，又寓含了作为长期执政的党，在历史发展新阶段直面挑战、锐意改革、消除弊端的决定性的重大努力。

　　巧合的是，自毛泽东1939年提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到1949年全国革命胜利，这是十年；自党中央1994年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到这一次召开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作为党的建设重中之重，迎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又是十年。两个十年，两项工程，互相联系，前后照应，给人一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感。

　　权威的会议

　　战略性决策

　　二是，提高决策的权威程度、号召力和指令性，以中央全会名义把党内思想集中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上来。

　　在我们党的会议集体决策制度中，中央全会有特殊的重要性，既同通常称谓工作会议或是干部大会这种主要是执行性质的会议有所不同(有些工作会议同时带有研究讨论性质，是为全会作准备的)，又同主要是决策性质的会议不同。它是属于决策权力层位很高的一种会议，仅次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本届中央全会300余中委、候补中委参加，还有中纪委委员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工作人员列席。按照党章规定，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党的全部工作，对外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通常中央全会要听取中央政治局报告工作，讨论并决定党的重大问题，对中央委员出缺以及中委、候补中委给以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开除党籍处分作出决定。它的特点和优越性是，有党章及相关法规所赋予的重要权力，而其众多成员来自中央及地方党政军民学各个方面，有广泛代表性和联系群众的优点，加之会期间隔较短，易于“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事实上担负着全党各级组织及广大党员知悉党内重要活动的主渠道的作用。经验证明，历次中央全会“集众思、广忠益”，在党内外影响很大，显示了很强的凝聚力和约束力。

　　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作为主要议题，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第一次，富有新意和概括性、指导性。党执政即党领导政权，并不是党直接成为政权或包揽政权。执政能力，用最简单的话来说，也就是执政的本领。不过以前我们总是从一个领导干部或担任某种职责的人来讲本领。现在讲党的执政能力，当然也包含对干部、党员个人的要求，但更重要的是从党的整体综合能力而言，按照党章总纲所规定的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七项原则(七个必须)，实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等等。说到底，一句话，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这是核心实质所在。因而使我们平常说的党的执政能力这个命题，同党的执政的合法性、政治基础与组织基础联系起来，构成一个蕴含丰富、政治性强的科学命题。

　　鉴于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国内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而我们党担子重、责任大，在许多方面不完全适应，尤其是在执政能力建设方面存在一些必须抓紧并解决的问题，进一步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比起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紧迫和更加重要。我国古人有言：“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这对我们共产党人也并非没有启迪意义。提出执政能力建设，在党的建设布局中置于突出地位，这不单使工作能够提纲挈领，而且使我们的指导思想更加明晰起来，更加接近执政党建设的客观真理，因而也就更加有力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前发展。有人担心，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不是会放松对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斗争，尤其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愤怒的，诸如买官卖官、营私舞弊乃至卷走巨款外逃现象等等。其实，这是不必要的，执政能力建设本身就包含着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包括权力运行监督机制的充实和完善。也有人担心，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同我们正在大力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发挥司法机关和行政监察、审计等职能部门的作用，扩大基层民主，维护社会稳定发生矛盾。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都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并不改变党的性质和人民民主专政性质，而是进一步使党和国家增强活力，更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我们可以完全相信，中央鲜明提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党内而言，必定引起全党严重注意，使大家的思想集中到与此相关的问题上；就党外而言，这也是在中央层次上实行党务公开，让人民来监督我们，这不但显现了党的信心和力量，也是党对人民的庄严政治承诺。

　　有信心、有办法、有希望

　　三是，在中央全会上形成的决议文件，既是一个政治文件，又是党内的“成文法”，融二者于一体，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我们党历来重视中央文件特别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文件的起草、制定和效用。中央领导直至最高领导人亲自过问文件的准备、草拟，甚至还亲自写提要、作导语。“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这种传统自毛泽东起，至今没有改变。所以如此重视文件，就是因为会议的内容总是通过“成文”表现出来，不成文也就无所谓人们常说的会议精神等等。通常像中央全会决议这样的文件，都是有思想、有观点、有要求的。一篇决议的基本观点就像一面旗帜。毛泽东多次说，一个政治家要善于打起旗帜。旗帜就是纲领。旗帜很鲜明，就能够一下子把群众结合起来。其次，经过法定程序而形成的决议文书具有党内法规性质，党员有义务执行决议，而不能有任何的违反，否则，视作违反纪律。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约束。又次，决议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要多数人知道的，知道的人多了，事情就办得起来，也办得好。因此，一份经过精雕细刻的达到高度成熟的文件举足轻重，关系很大。

　　必须指出，全会决议除了有组织约束力之外，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容量相对较大，有较充分的阐述理论、分析形势、解释任务、规定纪律的文字空间。例如在历史上全会决议文件字数超过8千乃至1万余字的不在少数，最多的达3万字以上。因而极有利于中央领导集体的思想、计划、办法，用恰当的方式完美表达出来，包括做到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使党内干部和党员达成高度共识，统一思想行动。人所共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等，都是遵循这种基本思路、模式，以显著的理论建树和实践建功而彪炳史册的。我们深信，十六届四中全会成功举行并通过全会决定这种“权威文书”的形式，作出令人信服地关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理论阐明，而且全面提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成文的盘子”，这无疑是我们党的历史尤其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历史上的可圈可点的大事、好事。

　　开会，是为了解决问题，作报告、作决议也是为了解决问题。当然，决议不光要讲理论观点，也要讲实际问题，包括工作部署和要求等。相对而言，有时讲实际问题还要多一些。无需讳言，对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还处在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认识过程之中。一次会议、一个决议也不可能都讲完全、周密。反观我们党的实际生活，事实上也并非在一切方面、一切问题上都是自觉的，往往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盲目性；在一些组织和干部中，在若干具体方面和具体事项上，有意或无意地干着无意义的甚或蠢事。有鉴于此，我们理所当然要在党的干部，主要是高级干部中，提倡对于执政能力的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和现状研究，并且使之相互结合起来，推动党的实际工作，犹如党自延安时期以来所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习惯做法一样。但就广大基层干部及党员群众来说，我们必须从办得到的事情做起，着眼于现实的需要又照顾到将来，以他们所熟悉的表达方式和习惯语言，深入浅出，生动易懂，积极地正面地引导和提高人们对加强执政能力的理论认识，并努力身体力行贯彻到自己的行动中去。本来，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并不需要绕很大的弯子来讲，更不要离题太远，增加组织学习宣讲负担，必须集中于基本的理论观点和主要的实际措施提出要求，特别是指明比较现实或近期要做的事。这是一次全会决议所需要回答的，也是广大干部(尤其是数以千万计的基层干部)和党员同志所希望了解的，也是工人、农民及社会各阶层人士所至为关心的。一个文件的真正的力量就在于此。

　　向中央全会基准看齐

　　综上所述，以绝好的时机、绝好的命题、绝好的方式，积极、正面提出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既是一种主动姿态，又必然使党进一步增加政治主动性。

　　主动权是极重要的。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它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历经艰难困苦而获得伟大成功、完全成熟的党来说，谈论执政能力并非自今日始，其实谈的时间很长，甚至可追溯到改革开放伊始、建国初期，乃至当年的延安及其他革命根据地时代，进行了包括整党整风和民主选举、法制建设等等尝试和预演。比较而言，谈得较多的当然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首创党和国家制度改革理论。近几年中，结合国内外的经验教训，例如世界上有些执政的共产党和其他党惨然失败，我国遇到“非典”这种意外和其他灾难性的突发事件，事实使我们更清醒地意识到“本领恐慌”(毛泽东1939年曾用此语)。江泽民在1989年12月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党的领导要通过执政来体现。我们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以后又分别在不同情况下，各有侧重地提出执政本领或说执政能力方面问题。在党的十六大后，经过二中、三中全会，所以放到四中全会上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因为需要时间有所准备，需要深化认识、总结经验，形成完全成熟或比较成熟的理性认识和有效运作办法。今年春季以来，在全党范围内，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保证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以颁布实施《党内监督条例》和《纪律处分条例》为契机，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的纪律，由此并带来了国家政治生活活跃、民主监督气氛增长，这实际是为成功召开四中全会所作的重要准备，也表明了党为加强自己执政能力，已然迈出了坚实有力的步伐。

　　党的十六大首次把完善领导体制、增强执政能力写进党章总纲即党的基本纲领之中，这是有党以来主要是指建国以来所未有的。十六大报告及嗣后胡锦涛总书记和其他常委多次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科学阐明，揭开了我们党的治国安民决策的新的一页。在邓小平同志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坚持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与党执政新的实践紧密结合，把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全部问题归结为七大方面，即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执政环境等，构成了或可称为“执政七谋”的全新概念和科学结论。所有这些都为全会决议顺利诞生提供了党法根据和理论基础。尤其是在中央统一部署下有关部门、地方对于党的执政能力调查，以及领导干部失职、渎职和违法乱纪案件反思，为加强执政能力研究提供了实际根据。

　　据悉，一项问卷调查证明，在被调查的县以上干部中，须增强科学判断形势能力者几占60%；须增强应对复杂局面、依法执政、总揽全局能力者，分别占35.7%、43.4%、19.9%。而普遍缺少的是驾驭市场经济能力，比例数达66.9%。这项调查以及其他有关研究表明，为党和国家发展与安全计，增强党的整体乃至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带有多么迫切的性质！党中央高瞻远瞩，因势利导，从一个新的视角和境界上提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这是富有胆识、充满睿智的政治抉择。历史将会证明，十六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也必然影响到我国政治领导制度)的别开生面的一次重要会议。

　　中国共产党自党的七大以来，就形成了向中央基准看齐、向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基准看齐的传统。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有问题，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问题就喊看齐。人们常说，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其实这是文章词藻。对于我们的党来说，就是要团结得像和睦的家庭一样，在一个家庭里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那么，就用民主来解决，就开一个团结胜利的大会。可以预期随着四中全会成功举行，随着增强党的执政能力重大举措的贯彻落实，有望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党的生活带来积极变化。首先是随着执政能力的增强，“以人为本”和“五个统筹”科学发展观有望更进一步落实，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群众得到更大实惠；其次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有望得到更加扎实推进和实现新的繁荣；最后，党的自身改革和完善也将取得新的更大成果。

　　文／瞭望周刊

　　作者 叶笃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