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嘉宾

　　侯若石：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兼职教授、清华大学伟伦特聘教授，长期致力于世界经济领域的研究和教学

　　吴申耀：上海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长期关注并钻研企业管理和国际法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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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领域

　　杨燕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获比利时根特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劳动与社会保障领域的研究和教学

　　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而来，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WTO，必然要求《公司法》对国际规则的沟通做出回应，由此使得修改完善《公司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更为凸显

　　经济全球化要求企业重视劳动者的作用，因为劳动者不仅是生产者，也是制度建设的参与者。从世界范围的企业制度发展趋势和经济学家对生产组织方式的新认识看，企业制度创新主要表现在企业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服务

　　公司法规定的是劳动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劳动法规定的是劳动者自身的权益。两者不能混淆，但也不是各自孤立的

　　全球化凸现《公司法》的缺陷

　　记者：经济全球化浪潮和加入WTO,是加快我国《公司法》修改步伐的主要助推力。但在涉及职工民主参与的制度设计时，这恰恰成为一些人反对的理由，认为随着我国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外资的大量涌入，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强调职工民主管理，难以与国际接轨。

　　吴申耀:应该承认，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的确促进了《公司法》修改工作的提速。因为尽管现行《公司法》存在着诸多不足与缺陷，但就法的稳定性而言，尚可以再维持一段时间。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汹涌而来，特别是我国加入WTO，承认了WTO规则，必然要求《公司法》对国际规则的沟通做出回应，由此使得修改完善《公司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更为凸显。

　　但是，这与将职工民主管理全面导入公司治理结构并不冲突，反之，置身国际大视野来打量我国现行的《公司法》，其对职工参与管理的制度安排上存在的缺陷更为突出。比如，无论是职代会制度还是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度，在这些有关实现职工参与公司治理的制度设计上，按现行《公司法》规定，其或者是适用的范围仅限于国有和国有控股公司，或者是职权、比例上欠明确，而随着国有和国有控股公司在公司制企业总量中所占比例的大大缩小，以及股东主权治理模式日益显现出专制性弊病，这样的制度设计已充分暴露出局限性。

　　侯若石：以经济全球化和与国际接轨为理由，反对把劳动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纳入《公司法》，是说不通的。恰恰是经济全球化要求企业重视劳动者的作用，而不是相反。当我们谈到经济全球化时，往往只看到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技术转移，忽略了全球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20世纪后期80年代开始，随着信息技术和模块化技术日益普及，以资本密集型技术为主的生产方法让位于以知识密集型为主的生产方法，发达国家制造业企业出现了外包生产的新趋势，一是把加工制造业务外包给其他企业；二是把企业的非核心业务外包给其他企业，这使得原来由一个企业完成生产经营的所有功能，现在由多个企业来完成，一个产品的生产经营不再局限在一个企业之内，而是被推广到世界范围，形成了全球生产价值链。

　　作为新型生产组织方式，全球生产价值链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一个产品需要多个企业合作才能完成，生产过程突破了单个企业的边界；公司治理也不再局限在单个企业之内，从而突破了现代企业制度法人治理结构的界限，发包企业和承包企业相互参与对方的公司治理，即分布在全球范围的多个企业共同治理原来由一个企业从事的生产过程。由于产权的存在，这种治理不是关于公司财务的问题，而是产品生产过程中的问题。例如，发包企业要求承包企业确保产品质量和交货期。因此，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作用凸显出来。如果承包企业吸收劳动者参与公司治理，它同发包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合作就更容易和谐。那么，把劳动者作用纳入《公司法》，就绝不仅仅是道德问题，而是生产的客观需要，也是企业发展的客观需要。

　　这一全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带来了企业治理方式的改变，实行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治理方式便是其中之一。既然采用知识密集型生产方法，知识成为生产手段，人力资本的作用增大，劳动者提供知识资本与股东提供物质资本是同等重要的，劳动者同所有者和经营者一样，理应成为企业治理的参与者。实际上，美国等国家已经对公司的利益相关者治理方式作出了法律规定。由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定的“公司治理指导原则”中，明确提出，劳动者和供应商（即承包企业）应该参与生产商的公司治理。劳动者权益和劳动者作用不能混淆

　　记者：看来，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公司法》的修改应该更加考虑劳动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但是，这是不是我们屈服了国际压力呢？

　　侯若石：国际压力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更要考虑我国的经济利益。目前，中国的制造业企业为跨国公司承包加工制造业务的为数不少。跨国公司要求我们的企业重视劳动者的作用，已经形成了对中国企业的压力。要获得更多的出口定单，中国企业就不得不发挥劳动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否则会损害中国的出口。前不久，美国劳工部长赵小兰访华，对中国提出关于劳动力标准的要求，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是美国劳联产联企图以此提高中国劳动者成本；另一方面，美国的大跨国公司要求中国企业遵守其规定的社会责任条款，以实现其市场的销售目标。而后者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出口利益。为此，我们不能不考虑在公司治理中发挥劳动者的作用。

　　记者：您一再强调劳动者的权益和劳动者的作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因此要分别在劳动法和公司法制定相关的内容。那么，这两者是不是也有联系呢？

　　侯若石：首先应该强调的是，公司法规定的是劳动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劳动法规定的是劳动者自身的权益。两者不能混淆，但也不是各自孤立的。

　　在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条件下，企业的社会责任成为实施生产过程标准的重要内容。知识密集型技术的特点是尊重人自身的发展，应运而生的全球生产价值链的治理应该具有人性化，即社会性的特点。人类对保护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保护劳动者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因此出现了制约生产过程的劳动力标准和环境标准。它们被统称为社会责任标准。企业能否执行社会责任标准，事关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地位。许多企业向公众定期报告执行社会标准的情况，积极参加担负社会责任的各种活动。例如，世界经济论坛组成了由众多大企业家参加的以社会责任为主要内容的全球企业公民化活动。1999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了《全球协议》，内容包括企业应支持并尊重国际公认的各项人权，承认劳资双方就工资等问题谈判的权力，消除各种形式的强制性劳动，禁止童工等。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既是保护劳动者权益的问题，也是发挥劳动者作用的问题。企业社会责任把权益和作用联系在一起。如果劳动者在公司治理中不能发挥作用，权益也难以得到保护，权益得不到保护，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也不会发挥。换句话说，保障劳动者经济权益和发挥劳动者的民主权利是相辅相成的。劳动法规定了前者，公司法规定了后者，缺一不可。这形成了法律体系的完整性。“拿来主义”应该是主动的回应

　　记者：但是，我们是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以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衡量是否显失公平？杨燕绥：如果照抄照搬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进行衡量甚至要求，当然是不公平的，对任何外来理论、经验的借鉴，都必须基于我们的现实国情。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无视或者盲目地拒绝，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也不可能无视或拒绝。

　　记者：那么，怎样才是积极而又可行的呢？

　　吴申耀：主动应对，尤其是在立法方面。

　　拿WTO来说，其实质就是由包括29个协议、文件和20多个部长宣言、决定在内的50多个法律文件组成的有关全球多边贸易的规则体系。这一规则体系确定了各成员国的权利和义务、活动规范和行业准则，并通过建立机制监督各成员国有关贸易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措施的制定与实施，创造“一个一体化的更富活力与持久的多边贸易体制”。

　　因此，加入WTO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全面接轨，世界通行的市场规则将逐步成为中国市场的游戏规则。作为WTO的正式成员，中国在坚持法制本土化的同时，也需要从规则趋同性的角度，修改数千条法律法规，以适应WTO规则。在这样的形势下，不可能做到无视和拒绝。

　　记者：面对世界各国把劳动者作用写入公司法，我们如何才能作出主动的回应呢？

　　侯若石：简言之，可以说是“拿来主义”。在熟悉和了解国外公司法和有关原则的前提下，尽量取其精华、借鉴能为我所用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应该认清它们的局限性。

　　以现代企业制度为例，在中国被定义为股份制和法人治理结构。然而，关于它的起源，则很少有人分析。现代企业制度起源于资本密集型技术，它是为服务于资本而产生的，解释它的理论总是围绕产权展开，股份制和法人治理结构都是为实现这个目的而设计的。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采用为资本服务的现代企业制度，就不能不注意到它的局限性，照抄照搬这个制度肯定是行不通的。

　　现代企业制度排斥劳动者作用的局限性在发达国家已经表现出来。其中最为典型的，是2001年美国安然公司会计丑闻曝光，造成国际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会计公司破产，随后又出现了世界通信、施乐、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莱得艾德、山登、阳关等十大公司的财务会计舞弊事件。这些接连出现的大公司财务丑闻，暴露了现代企业制度中经理人专制性的弊病，大公司的经理们非法占有公司资产已经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其对劳动者和社会大众造成了严重危害。而值得注意的是，德、法等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中都有职工民主管理的制度安排；反之，美国公司普遍缺乏职工民主参与的成分。这些经验和教训非常值得中国借鉴。借鉴不可违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

　　记者：那么，应该怎样借鉴国外的做法？

　　侯若石：我们在承认现代企业制度是当今世界的主导性生产组织方式的同时，也要看到它是为服务于资本而产生的，其损害劳动者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局限性已经暴露于世。由外包生产主导的全球生产价值链成为新型的生产组织方式，它的治理方式对改造现代企业制度过度偏向于资本的弊病具有一定作用，能够使企业向有利于劳动者和社会的方向发展，对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和市场组织方式是有启发意义的，从而纠正现代企业制度对劳动者和社会的不利之处，建立起有益于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企业理论，制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称的公司法。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尚且在公司法中规定了劳动者的作用，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却有人反对把劳动者的作用写入公司法。在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国家出现这样的怪事，让人不能理解！在中国，所有制发生了变化，只是改变了劳动者当家作主的表现形式，但绝对改变不了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根本地位。在非公有制企业中，体现劳动者地位的就是让他们参与公司治理。立法应体现放眼未来的前瞻性

　　杨燕绥：加入WTO后，我国要在全球贸易体制中提升公司竞争力，就需要《公司法》在制度安排上既能实现外部效率，也能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实现内部效率。至于确保职工民主参与的制度设计对于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必要性，前面已经说得很透彻了，但我认为有必要强调的是，与国际接轨并非亦步亦趋地追随，而应具备着眼发展和未来的前瞻意识。

　　在修改《公司法》的国际借鉴上，必须正视这样的现实形势：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公司必须是实现资本与劳动最佳结合的组织，在最短时间里以最佳质量提供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以最佳的团队精神和能力实现每一元投资的增值目标。同时，知识经济的时代特征决定了公司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即公司内部在治理结构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变革，以及由此产生的新产品和服务项目的生产力和公司竞争力。因此，职工素质、忠诚和责任心是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公司治理结构的创新目标必须锁定建立投资者、管理者和职工三方共赢机制，绝不仅指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机制。

　　吴申耀：其实，健全和完善职工民主参与公司治理的制度设计，也是中国提高自身在WTO成员国中投资吸引力和法律公信力的必然要求。

　　理由有：一、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将职工民主管理纳入公司治理结构是企业管理的发展趋势；二、围绕提高市场行为的法律预期展开制度设计，是WTO规则的基本特征。在我国已经成为WTO正式成员的背景下，《公司法》修改应该体现这一精神；三、通过设置详尽的实体权利义务规定和程序步骤，是WTO规则提高解决争端有效性的主要方法，这迫使我国在立法中应尽快转变以往“重实体，轻程序”的思路。体现在对职工民主管理的制度设计上，决不可像有些人主张的“在《公司法》总则中保留一条（第15条）有关职工权益保护的条款，其他条款全部删除”，而应作出操作性、执行性强的明确规定。利益均衡是发展的基础

　　记者：可以预见，在我国正式入世后，外资涌入的势头更健，劳工权益维护如何与世界接轨的问题更为迫切，这是否成为此次《公司法》修改中应该考虑到的因素？

　　杨燕绥：全球化不可能向劳动者平分人类进步的成果。而要适应全球化的新经济条件和跨国公司的发展，又能平衡国内投资者与国外投资者的利益，在一定范围内适度保护民族产业和自然环境，就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关的规则。如果我们在《公司法》中没有对发挥劳动者作用作出应有的制度安排，其后果很可能就是放任“强资本”肆意发展，“在资本和劳工的博弈中创造均衡点”的发展观和公共选择就很难实现。

　　同时，中国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又决定了职工在公司被损害的利益，就是他们生存的基本权益，这就可能造成更大的弱势群体，直接威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

　　记者：这让我联想到近来广受关注的“民工荒”现象，从有关调查和分析中可以看到，职工在企业里劳动条件差、工资水平低、个人发展权利没有保障等，是造成“民工荒”的主要原因。这其实已经向我们的企业和一些地方政府敲响了警钟：只有建立在各方利益均衡的基础上，市场经济才能得到健康持久的发展。

　　侯若石：原则是不能动摇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根本目标是为广大劳动群众谋福利。那么，对于公司治理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就应该不仅为资本的利益服务，更要为劳动者和全社会服务。为了实现这个根本目标，劳动者应该不仅是生产者，也是制度建设的参与者。更何况，从世界范围的企业制度发展趋势和经济学家对生产组织方式的新认识看，企业制度创新主要表现在企业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服务的方向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公司法》修改中健全和完善职工在公司治理中有效发挥作用的制度安排，才是真正地融入全球化，与国际接轨。